①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现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主观成分。

②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③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是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

④但是，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力有竭。

⑤可惜的是，西方国家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势。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即以中国而论，我们今天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至衣着打扮，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来的？中国素以美食名扬全球：然而，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于是乎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响彻全球矣。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天之骄子”自命。他们在下意识中大概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

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指战争而言。其实在其它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一旦世界有事，我们中国是处在“百战不殆”的位置上的。有识之士，必须承认这一点的。

⑦我曾在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

⑧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过去都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了。我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李约瑟的文章，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很难译为外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字，就简直无法翻译。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观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季羡林《<东学西渐品书>总序》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方式，饱含着静观情思，烛照着成仁之格，深蕴着体悟之道，映射着华夏人文，承载着中国人静观宇宙、发现自然、格物致知的看法，内省自身、立身处世、修辞立诚的态度以及对美与永恒性的追求。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的静谧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令观赏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已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逼，以迫近画作的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涵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拟借由描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神之功；山水画所张目之“诗情画意”，即拟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元样态，力追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拟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则是将“物”化为“人”的文化载体。为此，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术，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逐步展开、深入。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敏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需要观赏者的主观态度，亦需要理性、确切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韵风神，陶冶情怀。

（摘编自杨明刚的《中国画的赏画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