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 、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 ，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对话，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必须进入更高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与、做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某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合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是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虽不像“论”那样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具有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其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上显然比“说”要复杂的多。“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过秦论》《六国论》就是这样的典范。

（选自孙绍振《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有删改）

①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文学 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 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 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 “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②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 )，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③“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科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④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鄙、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状况下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在世界面前。

⑤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⑥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⑦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

（1）莫言获奖已经是事实。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增高的见证。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就有过多次被提名，但那时，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的作品寥寥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起初还是中国官方组织的翻译出口，后来逐渐通过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但基本上还是在高校或者汉学界流通。到了新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王安忆、严歌苓、苏童等人的小说，都是由欧美国家的主流出版社主动来推动翻译，使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商业图书市场，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影响的提高。莫言的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

（2）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飞跃性的发展，这在全世界有目共睹；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近百年来饱受苦难、贫困、战争、耻辱的长期折磨，一旦经济迅速起飞，过程中  要拖泥带水，藏污纳垢，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     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尖锐爆发：繁华与腐烂现象同体共生，贫富不均加剧，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骤然尖锐，外在的狂欢假面舞会掩盖了内在的紧张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逼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也迫使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立场和视角。在重振雄风的新世纪中国文学行列里，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们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人到中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表达自我的成熟风格，而他们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在这个作家行列里，除了莫言以外，至少还有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承志、严歌苓、阎连科，余华，刘震云、韩少功、苏童、格非、林白等等。

（3）莫言是当代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新世纪连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生死疲劳》(2007年)曾经荣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第二届“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蛙》曾经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这两部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历程，中国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由于作家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的本质，1950年代以后，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在农村政策上采用了过激的土地集体化的政策，控制了农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制止农民无节制地生育。而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所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莫言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受了中国农民难以言说的悲痛；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及其软弱而无效的反抗。作家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西门闹死后冤魂不散坚持申冤，农民蓝脸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苦斗终身；在《蛙》里写了农村医生“姑姑”的残忍、疯狂以及变态心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典型，这些人物故事以独特的中国经验为人类表达追求自由的理想，提供了新的美学探求。

（4）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莫言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农民苦难的强烈愤怒和深刻同情，但是这些小说作品都是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版，而且因为其尖锐的批判立场和有趣的叙事形式赢得大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社会存在。这首先要归功于莫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其次要归功于他的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前者使他始终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壤里进行写作活动，并且在中国读者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很像他的前辈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这是需要高超的生存智慧和战斗能力；后者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先锋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以及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他的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艺术的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节选自2012、10、16《文汇报》，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