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贾冬婷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____________。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繁盛的市井风俗画。这幅画去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就是为了一睹它的真容，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同时也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某种意义上，“宋朝热”是姗姗来迟的。以往提起宋朝，往往说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这种认识框架差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成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而使这个过程的深刻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即“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中，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所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荼、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