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

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要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但必须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因，挖掘其蕴含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重拾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剧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比如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西方思想家、史学家伏尔泰以此为基础写就《中国孤儿》，影响甚广。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几乎产生同样的困惑：一个人怎么会为救别人的儿子献出自己的骨肉？这就需要对故事发生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形态有所了解。故事发生在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士以下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依附宗主生存。赵盾家族是晋国最大宗主，所以当赵家面临灭顶之灾时，为其留下宗嗣以期东山再起便成为赵家门人唯一的希望。程婴献子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形态下。他们当时的行为不只是为赵家，还为许多依附于赵家生存的门人、为晋国，这就体现出中国人的大义精神。提炼出历史中蕴含的精神，也就找到了创作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胸怀。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剧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

史诗胸怀的有效传达同时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剧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逻辑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主人公，主人公往哪儿走，故事就说到哪儿，然后带出新的人物——在当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写作时不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对自己创作的总结。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们就更加需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文艺工作者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这是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摘编自刘和平《创作历史剧当有史诗胸怀》）

诗的产生和流传，很大一部分源于对音美的表现。音美，是诗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要素。没有音美，则诗不能称诗，歌不能称歌。应该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以音来表现文学的形式，这就是最早的民歌或谣歌。尽管这种民歌或谣歌未必有文字表现，但这种声音的文学，随着汉语的成熟，逐渐形成了文字的文学，而且成了追求声形合一的韵文文学。中国韵文文学产生的源头，即以最早的歌谣为代表。所谓韵文，即是美文，有韵方能产生美，无韵则不美。故凡美文，无不追求韵律。

韵律如何产生？古老的四声，是中国汉语的基本韵律规则。所谓四声，即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也即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二三四声。四声中再加入平声、仄声，则形成阴平、阳平八音。四声与八音，构成了汉语的八个基本音节，这也是形成韵文文学的基本要素。音节是构成音韵美的基本要素。有了高低起伏的音节，才有旋律。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音韵学，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追求。如果我们用原思维的方式去想象，则不难理解。尚不识字的小孩，就喜欢听和模仿动物的声音，他甚至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把动物当成自己，把动物当作好朋友。每当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会很愉悦，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和动物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懵懂未开的孩童，当然和动物更有亲近感。不过，动物的声音和人类（小孩）模仿的声音毕竟有区别。动物的声音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而人类（小孩）模仿动物的声音则是经过人修饰的，比如人类（小孩）模仿老虎叫声时，发明了一个汉语词汇：嗷呜。“嗷呜”就是一个经过汉语修饰了的音节，而且是有起伏的音节。再比如鸟叫声：咕咕。鸟叫的时候，这个音节是没有变化的，两个“咕”都是同一音，但当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前后音节就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咕”是一声，第二个“咕”则成了轻声。这就是节奏。再比如：妈妈。当我们都读一声时，便明显没有节奏感，但当我们读声、轻声时，节奏感就出来了。再比如小孩叫小猫“喵”，如果按照纯正的普通话来读，就是miāo，读一声，但当小孩去读的时候，却不是读一声，而是中间有一个拉长的起伏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拟音。所以，当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些声音时，当一个汉字无法表达这种声音的美感时，就必须增加一个字来表示，比如当我们用单个字“喵”无法形容小孩学小猫叫的美妙乐感时，就得再增加一个“喵”，即“喵喵”，甚至用三个字“喵喵喵”来表示。两个以上的音节就构成了诗歌。

什么是诗？诗一定是与韵律有关的。某种程度上说，诗不仅仅是文辞的艺术，更是声音或音节的艺术。汉语诗歌之美，一定是通过音节呈现的。只有具有音节或音律之美，才能成诗。否则，便不是诗。所以，写诗，必读诗；读诗，则必吟诗；吟诗，则必有律；有律方能吟，有律方为美。诗而不能吟，则不能为诗。诗的美学价值，往往在文辞之外。

（摘编自《韵律和诗》）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黄帝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黄帝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黄帝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黄帝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