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wā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光明智库：您觉得微信、QQ等社交软件有没有导致语言贫乏？

刘运峰：社交软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交往空间；另一方面使人在表达方面变得懒情、随意。比如，书信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对语言表达的依赖性非常强。写信时，要考虑收信人的身份、感受，要字斟句酌、文从字顺，要表述准确讲究格式，这无疑是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最好训练，但互联网时代的通信太发达了，我们几乎不写信了，逐渐也就变得不会写信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8日）

材料二：

网络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键盘上“敲字如飞”替代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提笔忘字”成了当下数字化时代无法回避且令人担忧的现象，某机构对此调查结果如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9日）

材料三：

光明智库：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使用电脑和手机来书写。有网友表示茫然：信息化时代，我们还需要手写汉字吗?提笔写字在今天意义何在?

谭景春：虽然有了电脑和手机，但是用笔写字在信息交流中仍有其实际需要，比如签名、题字、留言以及财务报销等，这些都需要用笔书写。我们要认识到，识字、写字是一个人系统接受文化教育的开端，是终身学习的基础，跟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学好语文、学好写字可以终生受益，因此每个人必须具有汉字书写能力。

赵世举：一旦“汉字失写症”蔓延，无疑会带来人们对汉字的疏离、对母语的淡漠、对汉字文化的失忆，从而导致汉字的文化功能弱化价值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9日）

材料四：

光明智库：浅阅读对人们的表达和写作习惯会有什么影响？

郝振省：浅阅读多数是碎片化、即时性的，相应地，浅阅读的文本也比较简单，有时甚至完全用标点、表情包取代了丰富的概念和情感。一些网络语言的逻辑并不合乎通常的表达习惯，会对人们的日常写作造成影响；一些学术文章的学术味儿有所削弱，还有一些人为了迎合浅阅读的口味，把严肃的内容进行庸俗化改写，使其失去了原本的面貌和意味。深度的阅读和思考是创造性写作的基础。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深度阅读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进行深入分析、解剖，才会得到有启发性的结论。

张清华：语言的发展史表明，一种语言必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词语、新句式的出现，不一定都是坏事。但是现在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合规范的说法和用法，一些本不规范的表达在年轻人那里反而时尚化了。当然，我并不觉得人为地加以禁止和匡正就一定好，但是我们的社会倡导什么、推崇什么是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在严肃文化方面不认真投入，那么娱乐化和轻飘飘的浅阅读便是不可避免的。高水平的阅读会产出高水平的写作，人文精神的张扬会带来全社会的正气，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努力强化正面的引导。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中国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品种起源于南朝。虽然，以景起兴、诗中引入自然景物的描写可以追溯到更远，但这些都不能算是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是以山水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即依赖于人对自然的某种审美关系的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远古时代，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荒蛮混沌曾经威胁着刚刚脱胎于自然的童年的人类。人们为了摆脱这种威胁，把自然人格化，这便产生了关于自然的神话传说，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就有所谓河伯雨师等等人格化的自然神。这也表明人类刚刚从自然的沉睡中醒来，但自然与人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

到了《诗经》《楚辞》时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这在艺术上便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移情，因而在诗中以自然景物起兴、措景抒情的例子便屡见不鲜。

山水意识的萌生、山水精神的兴起实质上是文化人类在一定的文明水平上意识到与自然的分离，主动向自然复归的一种意向。当然，山水诗在南朝时代产生还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这时，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自然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看到，经过几代诗人的发展，原来在诗中作为抒情载体的景物，变成了主住的景物，自然在诗中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山水诗的品格由此而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精神的诞生。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诗经》中写景名句不少，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这些景物在诗中只起着衬托和起兴作用，从属于所抒发的一情感。而到了谢灵运，情况就截然不同。谢诗中的景物已经不再居于从属地位，虽然没有达到后来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的“全意象”境界，但景物的意义完全改

变了，它由原来的背景变为“前景”，有了独立的本体意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我们宁愿不把它看作什么隐曲的政治讽喻，而视为纯粹自然的“呈现”。

区别就在这里，在山水诗中，自然成其为自然，它自我呈现；而在抒情诗中，自然景物仅仅是载体，渗透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它在诗中是一个客体，是诗人的描写对象。从诗歌文本看，山水诗中的自然意象是一种纯粹的意象，能指即所指，“明月”就是明月，“清泉”就是清泉，完全是自然的兴作和呈现；在抒情诗中，自然意象是一种象征意象，作为某种观念或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它指向自身以外的某种本体。

也许并非巧合，中国古代山水精神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回响。庞德说：“剔除事物的象征意义，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象征，是一只鹰就叫它一只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有一句名言：“没有观念，只在事物中。”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山水诗本质的又一种表述。

（摘编自胡兴《山水诗的一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