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文化不仅承载着汉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社会物质文化，而且还积淀了更加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文化。

由于受五行学说的浓重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念就是天圆地方，天地上下又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方，它们分属木、火、金、水、土五德，各具青、赤、白、黑、黄五色。或许因为这五色是天地之间五大地域的本体颜色，所以历代视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成的颜色如青黄之绿、赤白之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和黑黄之骝黄，看作间色。古人认为，正色的象征通常是正面、积极、向上的；间色的象征是负面、消极、低下的。班固《汉书·王莽传赞》中称王莽的政权是“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新政就像间色、邪音和多出来的月份一样，是非正统的、不合法的。《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孔颍达疏引南朝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朱蓝为正色，故常用于比喻纯正的品德和文风，《文心雕龙·情采》：“正宗耀乎朱蓝。”绿为间色，所以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注曰：“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

颜色赋予的涵义，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关系。紫色是蓝红合成的间色，其象征意义应该是负面的、消极的，本来不被人们所看重。可是，由于皇家的提倡，紫色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飙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色，几乎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是皇帝化身的象征。《后汉书·霍谞传》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之宫象而为之。”紫微宫，星官名，在北斗以北，以北极为中枢成两屏藩的形状。《广雅·释天》：“天宫谓之紫宫。”帝王为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子所居宫殿为紫宫。紫微宫成为皇宫的代称，紫城指皇帝居住的区域，以紫微垣喻帝居，故称禁中为紫禁。帝王的服饰尚紫，其它与皇帝行为有关事物都冠以“紫”，如诏书用紫色泥封口而称紫泥或紫书；紫历，指王朝享国的年数；甚至紫气也成为附会帝王、圣贤的祥瑞征兆。紫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是人的感情和主观观念的体现。

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的众多颜色字：“红”、“绿”、“紫”、“绛”、“绯”、“素”、“缟”“绀”、“綦”、“缁”、“缇”、缥”等。显然，这些都是形声字，以“糸”为惟一的表义偏旁。“糸”作为细丝，乃是古代人们主要的人工服饰质料。由此不难发现，在古人的心目中，颜色与人的衣饰似乎具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古代服饰的颜色具有区分贵贱及官职品位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中，同一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古代官服颜色是职位高低的象征，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可随意穿戴。战国以前，服色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帝王之服色，百姓可仿效，故有“邹缨齐紫”之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由此可见，服色逐渐具有区分贵贱意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摘编自佚名《浅析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

①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以理性的力量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迷信和愚昧的阻碍，建立了一个个向未知领域深处挺进的堡垒。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伯纳姆并不是在故作危言。在书中他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众多当代研究成果，展开了详尽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上述结论获得一个更全面深刻的印象。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把重大活动的开幕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了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失败、迷信胜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剥离了具体知识背景，采用新闻、广告宣传模式支离破碎地介绍科学的产品或成果，往往同时还伴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二是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阵地，把科学普及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初等教育人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同样存在。

⑤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⑥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⑦以上是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获得一点启示，并对中国科学普及现状进行的一点反思。伯纳姆的著作犹如一剂清醒剂，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一种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并且应该去做。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