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成人不自在

郭英德

《西游记》记录了孙悟空从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圣佛”的曲折过程，提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成人不自在。

孙悟空的出生，和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约束”。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他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他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些猴兄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生活空间如此之大，可以为所欲为，来去自如。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就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叹起来，他看到老猴死去，想到自己尽早也要死去，于是到阎罗殿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符中勾掉，从而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在”。

但是对社会人来说，这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的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小说采用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了。

孙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经的事业，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完全是。小说有一个寓意性的写法——“金箍儿”。金箍儿是有形的东西，但却有无形的含义。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是怎么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着金箍儿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说明孙悟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金箍儿”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孙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于是，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取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是一种人生的命题，人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不过是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

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对于传承、巩固和增强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诸神纪》里，无论是创世大神盘古、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或者射日的大羿，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

可以说，正是凭借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延续几千年不绝，并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作为族群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之外，神话还与“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指出，读神话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共通处：人类需要呼唤久违的神性，需要借由神话以接近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以洞悉生命的奥秘。与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蚩尤……这些朴素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天撼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阅读这样本然面目的上古神话，可以体会原始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从而缓释压力，抚慰心灵创伤，找到生命的动力。而中国上古智慧通过作者的“掰扯”，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沌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文化教育资源。在《诸神纪》导言部分，严优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身逢一个科技理性至土的时代，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叶舒宪）。只要回到神话那里，我们终将获得重塑与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们终将平心静气、修复疮痍，放下包袱、满血复活。”神话是我们的根，离开了神话的民族，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失去了大地之根的滋养和护佑，生命终将委顿。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中总有神话相伴；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从神话中找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这是《诸神纪》的作者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美好的心愿。

（摘编自闵艳芸《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的文化基因——读严优<诸神纪>》，2018年2月11日《光明日报》）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以文化自信为现实基础。从现代文学诞生至今，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断成熟和繁荣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积淀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理念和理论。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中经验和中国式的文学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建于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学范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发展流变和日益壮大的文学实践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自身建构上还缺乏原创的勇气和视野，缺乏基于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理论创设和延伸。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缺少了这种自信，也就会缺失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正如人们所知，特定的文化产生特定的文学。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是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历史的积淀、过程的总结、时代的凝练，是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呼应的结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论述指出了中大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构成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累世叠加，通过不断继承和创新，积淀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既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文化线索，也指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然的文化逻辑，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总结，每一个作家都是带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经验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浸润下，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化还原的角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丰富源泉。

(选自《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与秩序》，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