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经典，我想是指那些进入了文化史、文学史，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

经典的阅读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经典有初读与重读，有浅读又有深读。不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需要反复阅读；还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经典阅读，要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摒弃种种错误阅读思想的影响，不断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本质。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经典对一些读者也只是被知晓，或只限于了解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对作品本身却知之甚少。即使读过，有时也只是浅尝辄止。而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遍”，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他用这种体会来解释何谓经典，同样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感受。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创造性的阅读。而这需要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一部经典名著，当然不是给一个人看的，无数人都会读它，这就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读法、不同的心灵体验。在阅读这个领域倒不妨借用这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应当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开辟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自身建设性的文化性格，面对经典时必须要有的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经典资源除具有愉悦心灵、培养审美力之功能以外，还葆有借鉴、参照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经典名著在以科学的现代意识观照下，有启迪当代公民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功能，并使我们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我国一位当代作家谈到阅读名著的感受，认为阅读进入了敬畏，便有了一种沉重和无法言说的尊重，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阅读的体味和凝思，进而有了自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明竞那么缺乏了解。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3日《为什么经典值得反复品读？》）

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修缮古建？

北京青年报

近日轰炸朋友圈的热点事件一定是 “巴黎圣母院火灾”，早先曾有消息称，此番失火与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相关。无论这场火灾由什么引起的，“修缮”必定是今天的巴黎圣母院要面对的功课。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老师。

北青报：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后，曾有消息称引发火灾的原因或许因为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后来说法也比较多，您认为修缮是否会带来危险？

（吕舟）修缮是一个干预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对象的改变和干预。改变大了，干预多了，就会造成对文物价值的损害。修缮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原来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有人在活动；原来没有电源的地方，现在因为要修缮，要把电缆加进去，像这种情况，如果管理不严，就有可能存在火灾的危险。

（北青报）提到修缮，我们知道“古建筑修缮”是一门大有讲究的学科，那么正如其名，它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吗？

（吕舟）“古建筑修缮”是一门比较近的学科。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同道开始进行基于保护古代建筑为目的的修缮设计，但修缮工程则还是传统的修房子的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文物修缮的特点。

（北青报）古建筑修缮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基本原则是什么？

（吕舟）文物修缮的难点在于对文物价值系统和全面的认知和研究。文物修缮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基于对文物整体价值的认识，尽可能地保护好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并使建筑能够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文物修缮，不是修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尽可能避免变化，变化越小越好，尽可能多地去保留能够体现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或是文化价值的部分，要尽量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北青报）修缮与变化中间，其实是一道哲学问题。一些资料上说，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其实对“古建筑修缮”是有不同意见的？

（吕舟） 19世纪在英国，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曾批评建筑师做的历史建筑的修缮是对这些历史建筑的破坏，因为建筑师往往更在意表达自己的创意，要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应当充分尊重原有的建筑遗存。文物建筑的保护，尽可能保存历史建筑上所有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把它变成建筑师们表现自己的场所。今天，在文物的保护、修缮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修缮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上有价值的部分。

（北青报）有这么一个概念提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即如果一艘木船上的木头被一根一根换掉，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先的那艘船吗？有人认为，巴黎圣母院同样有此类困扰。

（吕舟）“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逻辑学讨论，它涉及今天人们所说的“真实性”，如何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文物价值，保护这些价值所依附的物质存在？比如巴黎圣母院，我们当然希望经过修复之后，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巴黎圣母院原来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遗存）才是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媒介，无论这些材料是12世纪初建时的材料，还是19世纪修复时加上去的材料，它们都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历史的一部分，都是历史的遗存，今天换上去的新的材料，无论它是多么生动、准确地模仿了12世纪或是19世纪的做法，它也只是一仿品，它无法体现原有材料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外国的古建筑修缮和中国古建筑修缮，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

（吕舟）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具体的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中国建筑的彩画问题，欧洲的石材保护问题就是他们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基本原则仍然是尽量保护好这些建筑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谈到古建筑修缮，很多文章谈到《威尼斯宪章》。

（吕舟）《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家们通过的一个共识。当时一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国际专家在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文件，它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文物、历史建筑保护基本原则的认识。《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对文物保护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其中一些原则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如刚才谈到的对于历史信息的保护、对于“原物”的保护等。《威尼斯宪章》也提出最好是把零散的构件给规整，把它原来解体的构件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放好就可以了。

（北青报）在《威尼斯宪章》国际框架之下，对中国的古建筑保护有什么积极影响？

（吕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尼斯宪章》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文物修缮领域的很多讨论。此前，中国的修缮出发点和欧洲的出发点有差别，我们之前比较强调的是复原，面对一个元明清都有添加的宋代的建筑，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宋代的很有价值，于是想把它恢复到宋代最标准的时候，但事实上没有确切的资料能够证明这座建筑在宋代的样子。这时候的复原带有太多的猜测的成分。《威尼斯宪章》引进以后，人们重新检讨整个历史建筑复原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做“过”了，随着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按照公约相关的保护原则，《威尼斯宪章》的很多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当中，比如“少干预”、保护历史信息、复原需要非常谨慎等内容。

禁指

斯继东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各种回绝。曾先生有点烦。

我宽解他，别人欢喜琴，你应该高兴啊？

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一只手明明有五个指头，为什么要立一个禁指，他们知道吗？曾先生说。

为什么啊？我问，我也好奇。我只知道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生气归生气，人来了，曾先生照例还是客客气气。这其中，小余于曾先生是个例外。曾先生在上海时，读大学的小余是琴听得最多的一个。曾先生一人一琴回乡后，俩人便断了音讯。某一天，小余忽然寻到了桃源村，问他说是辞掉银行工作回会稽开了家琴行。之后小余就成了常客。每年中秋过年两节必到，平时来也从不空手。小余来曾先生都留饭，我得加一荤一素，曾先生也会多喝一汤碗黄酒。一老一小端着酒碗，不聊别的，就聊琴。

讲得最多的是《文王操》。

曾先生这些年翻来覆去在打的古谱就是《文王操》。据曾先生讲，古籍中就有周文王渭水之滨访吕尚而作《文王操》和孔子向师襄学弹此曲的记载，之后历朝历代文士琴人的诗作琴论中每有提及。重奏此三百多年前的绝响，一直是近世琴人的梦想。但《文王操》有据可考的曲谱有十多种，各种版本曲名不一、段数不同、曲调相异、或有辞或无辞。这中间的甄别、择选和揉合，远非简单的打谱所能一言道尽。面对这块无处下嘴的硬骨头，诸多琴人不是忘而却步便是半道折返。这抱憾的琴人中，就有曾先生时时念叨的师傅张先生，是他把晦庵古琴传给了曾先生。曾先生总说自己是在混吃等死，要说有什么心事未了，那大概就是《文王操》了。

曾先生终于把《文王操》打好了。

曾先生呷好夜酒，我收碗盏。曾先生做手势让我等等。说是要给我听一首曲。

曾先生从楼上拿下来一叠谱，我就放下碗盏净了手坐下来听。

曾先生抚的就是《文王操》。

收声后曾先生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

可我说好听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弹琴。

曾先生笑笑，说，会弹勿会弹不要紧，琴是弹给会听的人听的。

道理我是掰摘不过曾先生的。反正看见伊高兴，我也便开心。

过几天，小余来把那叠谱拿走了。

同一年的秋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体。

我陪曾先生去体检，曾先生说一带两便，让我也做做。曾先生执意，做做就做做。过几天去拿体检结论，曾先生没事，倒是我查出了问题。曾先生拿了我的化验单去问主任医生，问了很长时间。出来曾先生只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

小医院靠不住，我们去上海看看。曾先生说。

我会吃会困上好贴通一个人，空劳劳去什么上海啊？我不答应了。

我带你去嬉嬉外滩，看看东方明珠塔。曾先生说，顺便查一查，放心些。

曾先生平时不太用手机。这次找出电话本打了不少电话。

小余开的车。送到医院，一切就都由不得我了。曾先生托了熟人，住院部住下来后，胸透CT核磁共振生化全套胃镜切片一样一样做。我虽然字眼少，阵势还是看得出。是癌吧？曾先生倒也不瞒我：好在发现得早。我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侬勿要怕。临了大事，曾先生照旧泰悠悠，不慌不张。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曾先生拦我，忙就让他忙着吧。手术前后，曾先生一步勿脱守在床边，怕不周到，还请了个陪护。虽然请了陪护，事情曾先生还是抢着做。

原来曾先生也不是只会弹弹琴。

“这倒好，变成你服侍我了。”我对曾先生说。

曾先生把手上的书放下来，笑咪咪回对我：“不着慌不着慌，等你病好了，还让你原模斯样服侍我。”

“这么久没摸琴，你郁屈煞了吧？”我问曾先生。

曾先生呆得呆，说：“还好还好。”

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院。曾先生没食言，出院后当真带我去嬉了外滩，爬了东方明珠塔。在塔前，我俩还合了个影，是曾先生提议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曾先生也是第一次爬东方明珠塔。

归到家的那个晚上，曾先生破例没有弹琴。

第二日一早掉尘时我才发现，搁庋上的琴不见了。

我慌急慌忙喊曾先生。曾先生无事似的答了句：“你住院期间，我托小余把'晦庵'卖了。”

什么？我杵在那里。

“秀琴啊，”曾先生喊我一声，“人也好，琴也好，总有一天是要脱手的。”

我的眼泪水又一次不争气地汆了出来。

那天早晨，曾先生又跟我提起了张先生。他说张先生惜物却又不恋物，文革初期，前明陈圆圆的琵琶被砸，“虎啸龙吟”被盗。别人问起来，张先生淡然一笑：“这天下都今天你明天他的，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曾先生说，张先生的书房里挂有马一浮先生持赠的一幅字，其中有两句他近年总会时不时想起。

我问哪两句。曾先生破例用普通话吟了出来--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

之后，一直到过背，曾先生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琴弦。

（选文有删节）

材料一：

她的油灯至今依旧通明

1820年5月12日，南丁格尔生于一个名门富有之家，父母都有着贵族血统，拥有两处庄园。她自幼便在家庭里接受教有。她的童年，是在天堂的环境中度过。

家园里一片繁荣，家园外却是满目凋敝。她在当主妇、文学家、护士三者之中，毅然选择了当护士。然而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为此，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最让她母亲不满的，是她无意于婚姻。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展示出了自己冲破成规的勇敢的一面。

1854年，英法为援助土耳其，正式对俄国宣战。英军的医护条件非常差，伤员死亡率高达42%。南丁格尔立即表示愿自费率领四十名护士赴战地救伤。在斯库塔里，她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救护工作之中。每当夜幕降临，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4英里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战争结束时，人们甚至将地描绘为手执油灯与柳叶刀的不列颠尼亚女神。

1860年，南丁格尔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她对医院管理、部队卫生保健、护士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世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她一生培训护士1000多人，撰写了大量报告和论著，主要著作《医院笔记》、《护理笔记》等成为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她的“担负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以及护理病人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的护理理念，传遍世界。每所护士学校都以她的事迹为授课内容。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世界各国医院和护士学校以南丁格尔的生日为国际护士节，世界各地举行念活动，以此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先驱、人类护理事业的创始人，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辉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治病救人工作。

在此，给每月领着国家特殊津贴的护士们重提当年读书期间日日口诵心惟的南丁格尔誓言：

“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室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材料二：

历史的记忆与遗忘

对今天正在欢庆护士节的人们来说，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无疑是必须知道的，否则便不可原谅。

然而进入21世纪，一些不算友善的词汇开始与她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传媒上。2001年BBC的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铁姑娘》将她描述成“擅长操纵他人、神经质的、性压抑的女人”。片中声称正是因为她“才让成百上千的士兵无辜死去”。而在2008年，BBC的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抛出观点：“对她照管下数以千计的人们而言，这位圣洁的护士是死亡之吻。”另一部学术著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复仇天使》的作者斯莫尔摘引的斯库塔里医院史料，颇有说服力地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里，南丁格尔掌管的那座军医院虽然僻处后方，死亡率却不降反升，长期高居榜首，甚至连并未受伤的病人也大量死亡——在此期间，南丁格尔听信旁人误导，认为这是士兵缺乏营养所致。尽管她的学识远优于多数政界人物，在公共卫生知识上却依然有所欠缺。

19世纪50～80年代，南丁格尔的注意力转向了英属印度的农村卫生状况。其间，她坚定地主张，危害印度无数民众健康的霍乱不是一种传染病，因此不需要浪费公共资金对它进一步开展研究，也不需要施行隔离检疫程序以控制它的蔓延。她在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霍乱的现代实验研究的发展。此后数十年里，噩梦般缠绕着印度，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对这位极富道德感与责任感的女性而言，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黯局。

撰写历史来说，遗忘和记忆同样重要，而记忆——和后续的书写——是有选择性的，它像一束细细的光线，亮的一小片场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光束以外的广大世界，却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保持着沉默。

在我们能够了解的历史事实，不是过去的全貌，而是在或长或短的时光中幸存下来的碎片。在这个“筛选”中，种种互相竞争的力量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最终将“曾经发生的历史”一点点塑造成“我们眼里的南丁格尔突破时代局限做到了的事情，敬佩而赞赏；对她由于时代局限没能做到的事情，批评却体谅——就是近200年后，我们对这位“提灯女士”或“复仇天使”比较公允的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