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梁启超传》序  刘再复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他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之外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又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指思想理念)，也更有深度，但他性格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所以人际交往既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涵的如歌如泣的诗意。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他在一九五三年完成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就叫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而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够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而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他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