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商人服饰作出限制性规定，其中肯定包含压制商人炫耀财富的意思。明代后世皇帝不能更改祖制，并未删除该项法规，但实践中并不严格推行。清代沿用明朝的基本法律，在其基础上另制种种则例，当作法律来行使。其中，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61—1776)间编制的《钦定户部则例》涉及商事尤多。明清时代，商人不得穿着绸缎绫罗之类条款，一直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但是，《大明律》中许多条款在明中期以后就已经不再构成社会行为法则。明中叶迄于清末，商人服饰实际上毫无限制，炫耀奢华反而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对明清商人的法权地位进行总体考察，认为商人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地位归属于庶民，并非被歧视或被排斥的地位；清朝对商业于帝制统治关系之重要性的了解超过明朝，商人与权贵的关联也更为深切，商人的法权地位更非低于庶民。

明清两代政府皆曾推行大量旨在维系平稳市场秩序的政策。如皆规定牙行评估物价必须公允，如明初规定有“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康熙五年(1666)，令各地将应征商税额数刊于直省商贾往来的关口孔道木榜上，“遍行晓谕”，防止官员自行加征。雍正时期曾对这些政策加以重申。其后历朝也曾屡次申明对官吏敲诈商人的惩罚措施。明清政府承认商人合伙经营的权利及商人经营目的而结为社团的合法性。从明中晚期开始出现商业性会所，到清代大批商业、手工业会所发展起来，其制度环境大致保持一致。

明清政府权力在维系比较平衡的商业运行秩序的同时，也会发生干扰商业的作用。其突出表现，包括官方资本直接进入商业构成特权经营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政府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格控制，政府对矿业很长时期的垄断，政府对外贸过于严格的管控，税收标准公平性的欠缺，以及权力腐败造成的官吏对商人的敲诈与盘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得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窒息，但市场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完全依照经济规律运行的环境，没有达到普遍公平的情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明清已然存在的商业契约精神，始终受到权势原则的挤压，并未成为支配商业运行的普遍价值体系。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改)

网络时代文化批评的伦理力量

肖复兴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可以成为批评家。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附庸，就是成为娱乐的附庸。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电视剧制作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在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而是任其泛滥。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是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制作的霸权。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就是说这是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的权威和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