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

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 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等思想都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求是的初衷。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是什么？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

（摘编自《学理论》有删改）

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假“义”之名逐利的伪君子和轻信“义”的旗号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于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到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选自周国平《朝圣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