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狝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把栏杆拍遍

梁衡

①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②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生于金宋乱世，不满 金人的侵略蹂躏，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③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④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 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 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他本来是以身 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 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

⑤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 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 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 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⑥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 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 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⑦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 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 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 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 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 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⑧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而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 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 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 惊雷。

⑨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 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 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 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 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 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有删改）

士人的担当

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外，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陇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耕种，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了。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中的“优”是优裕的意思，即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者，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读书，则只是他们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属于士，谁不属于士。

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这里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尊称为梅先生。

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可杀不可辱，是为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是为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做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选自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