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
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
【小题2】作者认为以赛尔·伯林“更像一头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结合全文，概述作者这样认为的依据。
【小题3】结合文章内容，说说最后一段中“等待刺猬”的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山水画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士大夫艺术家试图把山水自然搬入自己的居室来赏，来游，他们要使自己的精神走入这图画里。王维有一句诗“枕上见千里”，谋求的就是这种卧身在榻而尽观大千世界的境界，所以中国山水画论里就有一个“卧游”的术语。后来中国艺术中出现了园林和盆景，都是这种艺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实现。说到底，就是将无限大的自然山水缩小到人的感官所能够把握的状态，这也决定了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与自然的结合，天人合一，物我同一。历代的山水画家都试图在自然山水与人之间寻找这种关系，并在这两者之间大做文章。总的来说，整个古典时期，在山水画的意境处理上，大多脱离不开“山水自然”加“渔樵隐士”的基本构思和构图模式。中国山水画中的人往往是艺术家自我的化身，或者说是自然山水的灵魂与知音。“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山水中的“渔樵”并非真正的渔夫樵人，而是一种精神载体。宗炳有一句话“山水以形媚道”，人只有到山水之中， 从自然的千姿万态里才能领会“道”之真味，所以中国画里的山水本质上都在强调心中之山水。
农耕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得中国人倾向于家居生活，然而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需求与此发生矛盾。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是一个很不实际的幻想，那么就有了居室文化的山水艺术，园林、盆景、山水画都可以看做这一思想的体现。有人讽刺明代的文人董其昌，说他是“山林富贵两不误”，实际上这是文人生活的一个极好的概括。中国另一特具代表意义的画科山水花鸟画，与山水画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魏晋）产生。花鸟作为审美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与山水相同，属于主题之外的自然、可观外物。然而，花易凋零，鸟为活体，是主题难以把握掌控的东西， 所以就有了花鸟画。
艺术反过来必然要影响生活，又因中国文人将自然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那么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刻。丰子恺先生在《从梅花说到艺术》中引用了一句哲语：“人们不是为了悲哀而哭泣，乃为了哭泣而悲哀的。”在艺术上也有同样的情形，人们不是感到了自然的的美而表现为绘画的，乃是表现了绘画之后才感到自然的美。换言之，“绘画不是模仿自然， 自然是模仿绘画的。”中国的园林艺术是文人将自然仿效绘画的最好例证。
【小题1】下面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特征说明，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强调生活艺术体。
B．强调心中之山水。
C．强调艺术模仿自然。
C．强调主体之外的自然。
【小题2】 联系上下文，解释“卧游”的内涵。
【小题3】根据全文内容，给本文拟一个提问式标题。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文后各题。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朱大可
①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②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④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⑤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⑥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⑦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选自朱大可《孤独的大多数》）
【小题1】请分析第二段列举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例子在全文中的作用。（6分）
【小题2】简要分析全文的论述层次。（6分）
【小题3】第四段中说“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请结合全文分析其含义。（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诗歌的“常”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新诗无论怎么变，“常”都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所以新诗有的时候要在“变”中继承“常”。

B．中国诗歌在精神上从来崇尚家国为上，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C．在传播上，中国诗歌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

D．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常”是诗歌的精神，是审美精神。

【小题2】下列对本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一直讲究以“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为评价标准，而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

B．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

C．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这便是创作的境界。

D．当徐志摩的诗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时，证明了他在诗歌创作上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感。

【小题3】根据本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合理的一项是

A．变是新诗的根本，作者认为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B．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是民族诗歌之“常”，在新诗未来发展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C．现今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彰显了新诗对新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

D．在“变”中继承“常”，在“变”中时时回望“故乡”，新诗就会在未来文学中充任先锋和旗帜的作用，就一定可以进入国人艺术鉴赏的视野之内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词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受到重视，朝廷往往从民间征召“笔杆子”。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等辞赋名家，最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也没广告分成一说，自媒体人靠什么获取报酬呢？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就是因打赏而来。

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蜀地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载，王褒才华横溢，擅长辞赋，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等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后来，稿费制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代，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润笔。尤其是韩愈，他擅长写墓志、碑文，有时一篇碑文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辞。其实，“谀墓受金”者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就已存在。

尽管润笔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定制，形成类似于现代稿费制的“润笔制”。

“写软文”被现代一些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的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早在汉代便出现了相当出名的软文，如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司马相如在序文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创收手段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润笔之外，还有“卖文”“提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自媒体人”靠“打赏”获得酬劳，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汉宣帝打赏王褒而来。

B．唐代时稿费制已盛行，因此除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润笔”这条创收渠道。

C．人们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表明古代文人“写软文”都是心照不宣的。

D．我国古代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如汉代从民间征召的“笔杆子”。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谀墓受金”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蔡邕身上，为汉代已存在润笔的观点提供了例证。

B．唐代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可拿到巨额润笔，表明古代文人“稿费”很高。

C．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文的内容，证明了这篇赋是根据陈皇后的需要创作的。

D．文章以“打赏”“润笔”为例，介绍了古代“自媒体人”获取报酬的手段。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除打赏、润笔之外，古代文人还有“卖文”“捉刀”“卖版权”等创收手段。

B．汉代的一些辞赋名家如贾谊、扬雄、张衡等都是朝廷从民间征召的“笔杆子”。

C．王褒、张子侨等人因有才华，擅长写文章，被汉宣帝赏识，“所幸宫馆，辙为歌颂”，因而屡被打赏。

D．如果不是为了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就不会用那么多阿谀奉承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