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②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③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④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⑤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都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根植“正能量”

“正能量”本是天文学的专有名词，其网络意思泛指一切给予人向上、给予人希望和追求，使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

最近，媒体对职业教育的报道总是充满了“负面消息”，如职校生频繁跳槽、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学校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贩卖者、顶岗实习乱象丛生、生源危机让部分职业院校濒临倒闭等。似乎，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给职业院校正常发展、职校生进步根植“正能量”，相反，这些新闻报道正在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而职校生也被社会另眼相看。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和公众对职业教育正常、合理的判断。但总体来说，职业院校成长的环境氛围不容乐观，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本身需要更加充足的“正能量”。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说：整个职业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劳动用人部门对职业教育最不满意的是人文教育，认为我们的学生不会做人。现在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是升学竞争的失败者，他们的信心、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比技能更重要。

暑假过后，经历了中、高考，又将有一批初、高中生走进中职和高职的大门。相对于应试教育中的“成功者”来说，他们是中、高考的“失败者”，也许，带着失落与挫败感，他们走进了职校的大门。如果学校不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学生们的内心不能充满着“正能量”，这势必影响到职校生未来的发展。

职业教育的产出是具有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好的人才是职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好说明。在职业教育整体“正能量”匮乏的大背景下，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实属不易，甚至还有些聊以自慰的感觉，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不得不在如此困难中迎头而上。

所谓的“正能量”，它指的是自信、乐观、务实、踏实、自立、自尊、自强等积极因素。笔者以为，关乎人生观、价值观等“正能量”的根植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需要依托舆论环境的包容与进步，媒体对于职业教育正面形象的塑造，通过舆论的氛围加以引导以及评价体系的转变等；另一方面，要靠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让职校生重拾这些积极的心态。学校自然义不容辞，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在为职校生根植“正能量”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些片面理解。

首先，避免简单地以为开设几门课程就能改变或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学者认为，与职业技能的传授相比，学校亟须加强人文课程的建设。一个问题是，职业院校的课程本就不少，人文课程的实施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无法保证，但是，依照笔者对教学的理解，这类课程的开设很多甚至大多以知识灌输为主，最终通过考试来衡量，很多知识也不过是考过即忘，与提高人文素养有多大相关，难以衡量。

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多方面的，这种培养模式从学生入校开始就应该渗透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它包括校园文化的浸染、社团活动的辐射、各类人文讲座的熏陶、各种技能竞赛的历练、毕业生的声名远扬等，缺一不可。职校生内心的“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中逐渐地重塑。

其次，落实到教育活动最实际的实施者身上，作为教师应注意方法的适当性，避免理想化、空泛化的教育。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往往会采用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因而职校生渐渐适应了表扬的、理想化的教育环境，甚至学生把实习想得很美：实习就是工作，实习就是拿钱，实习就是彻底脱离苦海。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往往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等到学生真正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才发觉，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很大。

当然，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学校自然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相信给这个弱势群体点儿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节选自2012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