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邑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是相通的，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一一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捕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非常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的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非常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病者的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近百年来，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