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已出现形制完备的实用印章，但直至明初，篆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艺术流派。明代篆刻取法汉代官印的审美范式，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篆刻“印宗秦汉”的创作与审美基础。明代及清初倡导的“印中求印”，邓石如等艺术家发展为“印从书出”，篆刻面貌为之一新，此后赵之谦、黄士陵等人”印外求印”的努力，则让篆刻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清代中期以后，篆刻家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此时篆刻的地域性才被打破，成为真正具有文化属性的艺术形态。民国时期，篆刻形式多样，民众接受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富，内容之精彩，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篆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代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在篆科艺术中如何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当下的篆刻艺术应进一步拓宽“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创新表现内容与形式。“印外求印”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金石学范畴之内、印章之外，寻求新的创作手法和形式，如借鉴青铜器，古文字等，后来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目前，艺术创作的空间无比宽阔，各类艺术形式的交互融合更加多样，这为当代篆刻创作提供了无限发展空问。譬如，以前少有入印的印刷体文字，经过印化后，也可以成为篆刻的表现形式；以前少有人采用的创作手段，如铸造之类，也可以引入篆刻创作的范畴；在历史的空间中尘封已久的陶印，其独特的可塑性被重新挖掘，从内容形制到彩釉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中式审美，并作为文创产品进入现代生活，此外，印章的文字内容也可以进行调整变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篆刻一直被视为书法、绘画的附庸，可以说，直到专业篆刻展览出现之前，篆刻的独立性都未能得以完整体现，故其文字内容势必会受到局限。篆刻艺术早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文字内容也应适当扩大范围、寻求变化，更多以往所不用但能真实展现时代风貌的“金句”“热词”“俗语”等，也可以进入篆刻家的视野，从而让篆刻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为更多年轻人所喜爱。前贤经典是艺术创作的圭臬，然而，绝不能将其视作顶点，艺术上的进步永无止境。

在艺术的汪洋大海里，篆刻是其中一朵浪花。但若能激起一朵接一朵浪花的活力，也足以产生新的浪潮，使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摘编自曾呆《激发篆刻的时代活力》）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初是配乐的歌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则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自古以来，基层社会的治理都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国家的创制期对基层政权的大规模调整，还是国家的稳定期对基层政权的保障和维护，都是统治者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内容。在秦汉时期，里吏与里父老共同构成了管控基层的重要力量。

与邑一样.最初的里是散布在广大田土之上的小型聚落.这些聚落具有先秦血缘共同体的特征。里作为居住聚落，建有围墙.与农田相隔绝.共同体成员多为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耕均赋，互相救济，共同进行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诗经》中“千耦其耕，徂隰徂畛”便是对此类聚落共同体共同耕作景象的生动描绘。而西周到春秋早期的宗法封建国家，此时征发赋役也多以里邑为单位，说明此时的里邑相对于国家仍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与相对独立性，聚落与国家之间只有封建的臣属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国家的行政力量尚未突破基层共同体而直接控制到个人。

随着春秋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兼并战争的频繁，人口的流动大大加速，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开始被打破。里也从宗法封建制下的血缘聚落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通称。特别是随着战国领土国家的形成，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扩大兵役人口，加强对国内人口的控制，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随着编户齐民的进一步推进，国家的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到个人之后，里便从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组织形式的血缘、地域共同体，转变为国家基层的行政组织。国家对各种资源的调配，所施行的各项措施无不依赖于对里的管理，而直接负责对里进行管理的便是由国家所任命的里吏。

里吏作为国家的基层属吏，其在里内的政治地位也由国家赋予，国家统治在基层上的执行皆仰赖于这些基层官吏。里吏的职责众多，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对赋役的征发，乃至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都要依赖于里吏行政功能的发挥。如在秦及汉初，里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以围墙与外界区隔开来，只有里门与外界相沟通；而里门的定时开关与管理也皆由里吏负责。里吏要随时掌握里内的治安状况，里内如果出现水火、寇盗等情况，里吏皆需上报上级部门。

里父老是里内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群体。《春秋•公羊传》中说:“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可见和里正一样，里父老同样由国家任命。但与里吏不同的是，里父老作为血缘、地缘共同体中传统上的领导角色，有着较强的地方色彩。汉朝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国家指导方针，国家在法律上对老人实行优待。类似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了里父老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其他里吏一样，里父老也承担着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责任。里父老对里内的约束力，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上的自然力量，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因而当官僚体系的行政能力出现衰退.或国家发生内乱时，里吏的行政功能无法得到落实。里父老所代表的地方领导力量，便迅速填补了国家行政力量的空缺，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

（摘编自张涛《秦汉里吏是如何支撑国家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