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插图开始流行以后，一系列的插图术语也随之诞生，如“绘像”“绣像”“全像”“出像”"补像”“全图”等。每一个术语都代表着一种插图方式，这些术语和插图方式的变化，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息息相关。就明刻曲本插图而言，主要有“全像”（全相）、“出像”（出相）、“绣像”等几种命名方式。本文着重探究“出像”（出相）这一插图方式。

关于出像（出相），鲁迅先生的界定是：“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也是如此，“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戴不凡先生则认为，“舍建（阳）版而外，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即整页的插图谓之“出像”和“全图”。前两种解释与全像（全相）的概念接近，后一种解释认为“出像”与“全图”的意思相同。关于“全图”，鲁迅先生的解释是“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旧时线装本通俗小说，卷首有每回主要故事情节图画的，称‘全图’”，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和《汉语大词典》对于“全图”的解释也与戴不凡先生的观点有分歧，一者指向整页插图方式，一者指向每回故事情节的插图。

“出像”的命名方式多出现在金陵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和广庆堂所刊刻的曲本中。徽州、建阳和杭州等地刊刻的曲本中也偶有以“出像”命名的。万历元年（1573），富春堂刊刻了《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这是较早以“出像”命名的明刻本，全书采用单面整幅的插图方式，共126幅插图，每一幅插图分别对应一段内容，并在插图右上角以直列式标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世德堂万历二十年（1592）所刻《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的插图，采用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崇祯年间刊刻的《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插图则采用单面整幅的版式。也就是说，小说中“出像”插图的方式是单面整幅或双面连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回的精彩情节。

就戏曲而言，万历九年（1581）富春堂刊刻的《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是现存较早的以“出像”命名的戏曲本子，稍后的有世德堂万历十四年（1586）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以及万历十九年（1591）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月亭记》。这些本子的题名均是以“出像”进行标榜，插图为单面整幅的版式。《玉玦记》共36折、30幅插图，《还带记》共40出、24幅插图，《拜月亭记》共43折、10幅插图。细查这些插图会发现，插图所表现的情节都是与每折的内容相对应的。又因为在曲本传抄、刊刻的过程中，“出”与“折”往往是通用的，“出”也就具有了“折”的意思，“相”指故事情节图，那么“出相”就有了表现每出故事情节图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多少折内容，就有多少幅插图，插图往往表现的是比较精彩的内容和章节，平淡的情节一般并未通过插图来表现，所以插图与每一折的内容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完全做到一一对应。如果说《玉玦记》中的36折，安排了30幅插图，还是力求一一对应的话，那么到《拜月亭记》中，43折仅有10幅插图，则是重点表现精彩情节了。以《拜月亭记》为例，这10幅插图的标题分别是“世隆自叙”“瑞兰自叙”“兄妹逃军”“隆兰遇强”“世隆成亲”“兴福离寨”“汴城聚会”“试官考选”“官媒送鞭”“成亲团圆”，均是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也是后世选本中选用最多的几折。

由此可见，“出像”插图最初时是采用单面整幅的方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出的精彩情节，后来慢慢出现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可能由于商业竞争和书坊主趋利的关系，书中“出像”插图的数量开始减少已经无法和每一出内容一一对应了，只是挑选其中最精彩的情节进行表现，而平淡的情节则一带而过，出现了几出或几折内容用一幅插图带过的现象。

（摘编自《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中国人，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史记》《汉书》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

“国学”是个好东西，但也有局限性。“国学”的不少内涵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而成为历史的惰性与包袱。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孙子兵法》中的“视卒如婴儿”，会觉得它很爱兵，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若驱群羊”，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在“国学”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

今天弘扬国学，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如果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第二，要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书本知识。再看《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经史子集里却淡化了操作、实践性的东西。“学习”中的“学”，是被动的、灌输性的学，“习”，是在实践中练习、升华。现在我们只有“学”，没有“习”的成分了。

（摘编自黄朴民《“国学”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