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选自罗钢《叙事学导论》，有删减）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賦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王羲之）而拟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以历史变化的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髙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惟庆莕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音。

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与琵琶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形式，绝句、七古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在唐代，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构成当代诗书王国的的冠冕，它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向又—个崭新的阶段，反应了世俗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稍神。

(选自李泽厚《音乐性的美》，有删改）

中国古代的尚象观念从《周易》开始。易象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审美意象的源头。伏羲通过对自然万物的仰观俯察，探索出了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取万物之意，创制出了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的八卦图，以象喻意。八卦如此，审美意象的创构同样如此，两者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王羲之《兰亭集序》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的说法。这种游目骋怀，正是在俯仰体悟之间获得审美的愉悦。通过仰观俯察，主体在立象尽意之中进行审美的体悟和创造。

中国自古以来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体验方式和创造方式，是审美方式的体现。观物取象包含着审美的观照方式，其观其取，都体现了古人的尚象精神。立象尽意乃以象见意，突出了象的表意功能。在上古的器物和艺术创造中，主体观物取象的目的在于制器和创构艺术意象。《周易·系辞上》所谓“制器者尚其象”，《左传·宣公三年》所谓“铸鼎象物”，说的都是尚象制器。从史前彩陶的造型和纹饰开始，中国的器物创造和艺术创造都体现了尚象的精神。

象是感性生动的，以其张力不断生成和创构。观物取象本身不仅是一种感悟方式，而且还借助想象力进行意象创构。同时，象还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借助于虚实相生等手法，使丰富的意味和情趣得以呈现。

汉字中包含着尚象的特征。汉字如诗如画，是以象形表意为基础的文字，包含着意象的形态及其组合，体现了审美的思维方式。汉字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象表意，是观物取象的产物，从自然和社会中提取物象和事象，充满着情趣和意味，借以表意，具有直观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在用字的过程中，主体常常使文字承载着主观的情意，使象与情意相统一。汉字在中国的形成、完善和使用，促进了尚象特征的确立和发展。这种审美特点，尤其表现在作为文字运用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中。

审美的创造包括器物的创造和文学艺术的创造，取象于自然中的物象和社会生活中的事象，在此基础上主体能动地进行拟象，并且借助想象力进行象的组合和创造。拟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增强了表达的张力，由此创构而成意象，同时在运用的过程中使象具有类比和象征的意味。早在史前时代，玉器、陶器和岩画创造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意象创构的物化形态。其中的象生造型，往往带有象征的意味。意象创造的思想从《周易》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开始发展到南北朝《文心雕龙》“窥意象而运斤”，意象从而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范畴。

（摘编自朱志荣《论中华美学的尚象精神》）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红楼梦》的价值，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上海华东师大有位学者说，《红楼梦》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问世，既是对帝王将相的历史之颠覆，又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毕生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新证》等二百多万字的红学著作，他对《红楼梦》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曹雪芹是“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与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小说，无怪乎有人将它比作‘百科全书’，比作‘万花筒’，比作‘天仙宝境’——在此镜中，我中华男女老幼一切众生相，毫芒毕现，巨细无遗。这是何等慧眼，何等神力！”“虽然雪芹像是只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

著名作家王蒙说：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红楼梦》里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映的共振。《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遍《红楼梦》，等于多活了一次，至少是多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