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印藏佛教学者DavidSnellgrove曾经指出，藏传佛教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印度佛教中有的，藏传佛教中全有；印度佛教中已经失传的，也在藏传佛教中保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例如藏传密教，它于印度，但其发展则远远超出印度原有的传统。与汉化甚深的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联系显然更深、更明显。是故，长期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的佛学研究传统中，藏传佛教研究每每与印度佛教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藏佛学研究通常是国际佛学研究领域内最受关注，也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利用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献，借助活着的藏传佛教传统，接受过全面的语文学、文献学训练和具备良好佛学素养的佛教学者可以复原、重构早在13世纪就已经失落的印度大乘佛教传统。

由于流传至今的古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并不很多，现存的梵文佛教写本也大都是相当晚的作品。所以，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依靠梵文佛教文献以外的资料，其中尤以藏传佛教文献最为重要。现存《藏文大藏经》收录佛典4569部，其中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完整翻译。佛教于公元7世纪开始在吐蕃传播，藏语书面语也在这时确立，故藏文从一开始就与佛经翻译直接相关，它的语法和构词法也多与梵文类近，故用藏文翻译梵文佛经从用词到语法构成均较容易相互对应。到公元9世纪初，藏文佛经翻译数量已相当可观，但由于译师的组成相当复杂，除了吐蕃译师外，也有来自汉地和印度，乃至中亚的译师，再加上流传到吐蕃的佛经原典不一、传承混乱，故藏文佛经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佛经翻译体例、统一佛典翻译用词，吐蕃赞普命令参与佛经翻译的吐蕃、汉地和印度的译师联手编制了一部正字法字典——《语合二章》和一部解释语源的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进一步保证了藏译佛经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还有，藏文佛经翻译自始至终有印度高僧的积极参与，按照14世纪西藏著名佛学大师布思端辇真竺（1290-1364）在其著作《布思端教法源流》中的统计，先后来吐蕃参与藏文佛经翻译的著名印度学问僧计有93名之多。其中不少在10世纪以后来吐蕃的印度僧人长期生活在吐蕃，对藏语文的理解和运用已相当娴熟，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疑为藏文佛典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是故，精通梵、藏两种文字的佛教学者，不难通过藏译佛典来想象梵文佛典的本来面目，重构已经失落的梵文原典。因此，藏文成为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须掌握的工具语言，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节选自《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

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春秋时期，领主的庄园生产，隶农为主要劳力，生产积极性不会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农业之外，也产生了小农的独立农业。不论是庄园解体释放的佃农，还是垦拓山林取得耕地的自耕农，农户生产所得，减除赋税，都归农户自有。于是，农夫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一方面愿意投入劳力，以求更多收获；另一方面也尽力改良农具的效率，提高土地的肥力，以求更佳的生产率。几经发展，终于形成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是精耕农业出现最早，也延续最久的国家。秦汉时代，因为各地生态条件及文化水平不同，农业技术也自然有地区性的差异。汉代休养生息，人口增殖不少，有些地区，例如关中、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人口相当密集，人均可耕地的面积相应的也比较窄小。劳力多，耕地少，必然会发展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

精耕农业在生态方面，要求足够的水分与良好的土壤，有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在农具方面，要求精良的质量及专业的功能，有犁铧的改良犁，播种的耧车，不同形式的锄、镰;在工作方面，要求有效使用土地及充分利用生长的季节，有套种、轮种、深耕、细耘、中耕除草……汉代最为发达的农业地区，农夫大致已针对上述要求，有了相当程度的成就。

精耕农业要求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忙季节，投入的人工尤为密集。忙季与闲季之间的劳力需求存在相当差距，农家在闲季就必须储备足够的劳力，供忙季之用，又要有足够的非农工作，吸收闲季的多余劳力。汉代的血缘组织，即是以大家族的形式，构成一个共同体，以储备大量的劳力。男女分工，所谓男耕女织，则是以妇女为后备劳力，于农忙时从事农作，平时同则操持家务，也从事以纺织为重要项目的农舍手工业生产。事实上，农事稍闲时，男子也将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以博取非农业项目的收入。汉代的农舍手工业生产项目，与后世的农舍相差不远，其中包括纺织品、工具、陶器、食物加工，以及地方性土产。

畜养家禽家畜，也是农舍收入的重要项目。汉代养猪的猪圈及养鱼的鱼塘，均附属于农舍。牛羊狗鸡，当然也是农舍畜养的六畜之列。中国农村，除房舍之外，一切土地均用于耕种，却没有像欧洲农村那样保留为牧地与林地的土地。中国农夫只有养富于家宅附近的动物，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不如欧洲。因此，中国人的食物中，主要依靠豆类与麦类提供营养所需的植物性蛋白质。这一选择，使中国的农业，中国人的食物，及田野的生态，均呈现自己的特色，迥异于欧洲，却又蔓衍于东亚各地，形成东方型的农业。

（有删改）

唐诗的建筑美

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看似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像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道，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摹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摹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融贯，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长在而人事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建筑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孕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息夫人》，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它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选自《唐诗十二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