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名大家”

①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②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诬,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③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因为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④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

“风”“雅”以后有李杜

苏渊雷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①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章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而加以变化运用，又继承又创新，写出了许多完整美好的诗篇，不但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而且也树立起一块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风”“雅”以后有李杜。“风”偏于反映民情，是抒情的；“雅”偏于批评时政，是讽喻的。换一句话说，风大体是一种民歌，其中浪漫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雅大体是一种叙事诗，其中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因此，外国文学史上的理论（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总觉得没有“风”“雅”两个字来得集中概括。而“骚”则兼有“风”“雅”之长，也就是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长。李杜作品同是从“风”“雅”“离骚”变化出来，但李偏于“风骚”，而杜则偏于“骚雅”。李杜风格形成流派之后，即取风雅二字而代之。从此，诗人由于性格和学识关系，不免有所偏向。其间唯号称“大家”的，得体兼风雅，追攀李杜，蔚为一代的“新声”。换句话说，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就此点论，则“风雅”——李杜这条线，始终贯穿于两千余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而未尝间断。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日的诗坛，恰恰是那个充实而光辉时代的两面鲜艳无比的旗帜。他们有时用一种清新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带着沉郁顿挫的感情，描述着盛极而衰的苦难，并对苦难中的生灵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日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和杜甫又恰恰是通过复杂的生活遭遇，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展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始终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