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远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拯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且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绿林与侠为同源所出，这个“源”就是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士”是先秦时期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春秋以前，知识为贵族垄断，“士”主要指那些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以作战为主、以耕田为辅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解体，使部分平民有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能。于是“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从习武转向习文，如孔子，这就是早期的“儒士”。另一些没有分化出去的武士仍然保持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并不断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向前发展，这便是“侠士”的萌芽。从此以后，“儒’’与“侠”便成为代表两种不同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角逐在历史舞台上。双方都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不一样。儒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墨家的目标则很模糊，他们提出的“兼爱’’和“非攻”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鸟托邦色彩的理想国，于是他们便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现存秩序。在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每以儒墨并称。但这两种学说在秦亡以后便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儒被独尊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墨则被排挤而成为民间文化精神的根源。儒家的正统地位决定了它不仅为士人言行的准则，而且它的理论学说本身也被后人完善和补充着；墨家在被取缔后，其理论学说便基本湮灭，主要以精神渗透与积淀的形式对后代的绿林侠客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武士有人身的自由权，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他们以“舍生取义”的态度看待个人生命与重名好义的关系，随时准备为能证明其“义”的一切惊天动地的事业而献身，他们所追求的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又具有超现实的高尚而纯洁的道德目标。这种精神是包括绿林好汉在内的后代侠士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专制的一统帝国，它已经不允许那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所以，从这时开始，侠士使出现了分化：一是投向贵族，一是转向平民。随着分化的深入，侠的贵族化使它日益成为贵族生活方式的点缀，因而日益萎缩；而侠的平民化，特别是它与绿林的合流，使其找到了一种生存的土壤，因而愈加发展起来。

如果说汉唐间武侠贵族化的倾向要稍大于平民化倾向，那么到了宋代，武侠之风在上层社会几乎已经没有市场，而被挤向了民间，挤向了山林。这是因为，以兵变形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宋代统治者，鉴于五代十国频繁政变的教训，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再加上北宋中期以后的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使不少人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为绿林活动创造了社会基础；大量的江河湖泊和山脉森林则为义军和土匪提供了栖身和活动的场所。这些大大小小的林立山寨不仅蔓布四方，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网络，而且在各个网络中，绿林好汉的组织形态、各种仪式及绿林的观念意识等，也都将绿林文化推向了巅峰状态，并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一个亚文化圈。

宋代以后绿林豪杰仍不乏其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事实，已经证明绿林事业的巨大能量。但入清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化，绿林活动又重新被统治者利用，各地设立的镖局和职业刺客的出现说明了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扣外族的入侵，绿林活动才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出现了白莲教、太平军、义和拳等声势浩大的活动。它与镖师、刺客的活动并存或转化，表明了绿林活动在后期的复杂化。

（节选自《绿林文化的渊源与演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