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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图腾
李泽厚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有远为长久和灿烂的历史。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河南新郑、密县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
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山顶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形，丁村人的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和许多所谓“装饰品”：“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石珠、穿孔的狐或獾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但要注意的是，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均匀、光滑等）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冻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则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当他们做出上述种种“装饰品”，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正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
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原始的审美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不可能离开它们独立存在一样；山顶洞人的所谓“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及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也许，只有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两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两者在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的。

B．两者产生的时间相距遥远，因而前者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后者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

C．两者似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只是物态化的活动。

D．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则是包括宗教、艺术等萌芽在内的上层建筑。

【小题2】下列对山顶洞人“染红穿戴、撒抹红粉”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红”色对于他们甚至连同动物都一样能引起生理的刺激作用，但对他们却还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

B．这标志着他们拥有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的开始，而不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

C．红色赋予当时的原始人群不仅仅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人类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意义。

D．这种行为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观念性的想象和理解，表明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就算真正开始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随着七十年代河姆渡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中国史前文化的秘密被揭开，近八千年前的文明已初显。

B．山顶洞人制造的石器很均匀、规整，而且还能打磨骨器，自觉加工“装饰品”，表明他们追求精致，爱好红色。

C．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红粉，并做出种种“装饰品”，这种原始的物质化的活动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

D．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已经不可能复现，但我们可以凭借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去约略推想其面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 “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唐律疏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律法的顺序，都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B．管仲认为：“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C．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对那些不能严格自律、做出悖理违礼之事的人，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比如唐律中规定，发现有人犯罪就要处以杖刑。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法典中关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兼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B．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追求“一刑独大”，制定法律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有敬畏意识。

C．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都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原则，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立法者认为，人的能力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如果违犯了法律，所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要加重。

B．《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刑罚为政教之本，其“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不可小觑。

C．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杖刑，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体要接受社会这个特定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

D．传统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并不大，据此可以推知，这些条款在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摘编自周殿富《你是老榆木，我便伐你做门槛》）
【小题1】下列关于“性格”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性格即命运”是从国外传入的意识，但作者认为性格未必决定人的命运，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

B．性格在本质上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世界上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就像世上本无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

C．一个人的性格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的构成是这个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

D．性格既指人的本性，也指人的品质，作为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是不能用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的。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性格对人的影响比品质的真实更大，因为人们在评价他人时，更看重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等给人的感觉。

B．因为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在短期的人际交往中，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C．性格的人际魅力在于与众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不是伪装、压抑后的“标准”性格，而是真实的有个人特色的性格。

D．“世俗标准”的性格虽然没有个人魅力，却具有大众亲和力。有这种性格的人更适合做领导，而不是英雄。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无论是初次见而还是在长期交往的人际生活中，性格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也就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

B．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张扬自我，或者不惜手段伤害他人，这些都是性格的破坏力的表现。

C．魅力性格、亲和力性格、破坏力性格都给人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这些同时也决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

D．人不能为他人而失去真实的自我，但改变自己性格中让人不舒服的部分，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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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失去一个民族的教养
季剑青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小题1】下列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E．钱穆希望读者能借助《论语新解》，进一步阅读《论语》及其他先秦经典。

A．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有困难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

B．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既申述了前人的各家学说，又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目的就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C．《经典常谈》与《论语新解》虽是通俗著作，但都成了新的经典。

D．钱穆认为用浅易的文言写《论语新解》，就好比拿嚼过的米饭来哺喂他人。

【小题2】下列对“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经典训练不能取代经典本身。

B．这句话是对学术通俗化和庸俗化的批判。

C．经典训练是读者理解经典，感受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D．经典训练的宗旨是要让读者接受经典的精神滋养，使文化传统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小题3】（小题3）关于“经典的普及”，文章针砭的时弊有哪些？（4分）
【小题4】《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为什么能成为新的经典？请根据文意回答。（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B．《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C．《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D．《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小题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B．“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C．“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D．“私语真情”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不像宏大叙事作品有时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B．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C．“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D．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