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既是最古老的中国美学主流，也是最新颖的全球美学新潮。“生活美学热”不仅出现在东方，它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金球范围内兴起的世界美学主潮。如此一来，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最前沿的美学理论，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生活美学”对于西方美学而言也是一个最新的思潮，他们并没有这种将生活审美化的悠久传统，尽管他们的艺术传统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常说的“艺术”实际是来自文艺复兴的西方概念，乃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人接受艺术的概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画、舞、乐和建筑的分类传统，但是从没有一个大的总体艺术概念将之统合起来。应该说，中国古人强调生活美化的传统，才是更为悠久的传统，各个艺术的门类都被包孕在生活之内。

书法就是最显明的例证，书法在古代从来没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与生活直接贯通起来的。近代开始，书画才成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自西方引入艺术概念之后，东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文人书法置于艺术的顶端。然而，直到明代才出现“书家”这种身份，从王羲之、颜真卿到怀素的时代，都没有把书法视为纯粹的艺术门类，他们的作品也不是正襟危坐在那里进行创作，而就是包孕在日常生活实用化的信札、便贴、序言、手稿、祭文等等之中。我们发现，书法其实作为文人的日课，日常书写才是其根基，书法从古至今都没有脱离生活，道理很简单，书法之“书”不过就是写汉字，写出了一定的法度并变得美代才使得书成为“法”。

“生活美学”在中国，具有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就是“生理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饮茶等等，饮茶在东方传统当中不折不扣成了“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茶道”的艺术。第二乃是“情感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议之“情”的，交往之乐趣就属此类，如闲居、交游、雅集、人物品藻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的性质。第三则是“文化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文”的。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精髓，如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琴、曲；但是文化在古代中国亦很重要，园林苗圃之美，博弈等游艺之美，游山玩水之美都是如此。

“生活美学”乃是根源于中国本土既植根于生活又超逾于审美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生意盎然的“活的传统”，它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东方“生活美学”的最佳范本。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闻释美好生活之道》）

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①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②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③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个音节，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成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发展出七言诗。

④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

⑤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⑥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个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⑦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需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反而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葛剑雄

①人类认识世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 ）至今仍被认为无懈可击的，（ ）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更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都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②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所谓凭空，并非没有实际基础，或者不符合客观条件，只是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或拥有。这就需要想象，想象力越丰富越好。想象力可以来自个人的天赋和灵感，也可以出于对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律或真理的突破或颠覆。多数想象一时无法成为现实，甚至永远无法证实，但在想象和求证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新的成果。一部分想象纯属胡思乱想，或者被证实是谬误。但只要有一小部分想象产生效果，就能带来人类社会的飞跃。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③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④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更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⑤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实际上，当局早已确定“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政策，这两方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