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合戏剧、小说、新诗、散文计算一下成绩，要推散文的成就最高，其次是小说，也因为与散文最近的原因。诗是迟放的花枝。戏剧呢，直至抗战以来，因为它是宣传上比较有利的工具，才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不断努力地写作。到今天似又为电影所转移。但无论如何，都还比不上散文的成就。在散文上成就甚早并且提倡小品文使它成为一时风气的，朱自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个。
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做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
我们叫这种散文为小品文，意思若是说另有一种大品文或雅文，专供大人先生之用，这误会还小；若是认为小品文其品不庄，只供文人游戏笔墨，以是不敢当散文之正统，只能自居于散文之旁支小道，这误会可就大了。直截了当地说，现代散文就是这个样子。随便你怎么叫，叫它身边随笔也好，叫它小品文也好，它虽不完全接受散文的传统，却自然而然地成为散文的正宗。它可以写身边琐事，也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它可以说理，也可以抒情；它可以诙谐，也可以庄重。它只是把一切问题，哪怕是哲学的与科学的，说得更自然，更亲切，“能近取譬”罢了。“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不失为正经；“颗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也不失为正史。韩愈的《毛颖传》，虽句句规模史记，其内容仍是游戏；柳宗元的《李赤传》，虽章法取诸正史，虚诞比之寓言。可知小品不小品，并不在于文字的雅俗。现代散文，可以让孔子“莞尔而笑”，这并不失为圣人之徒，只不过是假道学罢了。
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质，朱先生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至此我倒想讨论他散文的第三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便是他散文所用的语言。朱先生自始就注重北平的方言，尤其近几年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在他的文章中，许多的语句都那么活生生地捉到纸上去，使你感到文章的生动、自然与亲切。同时他用来很有分寸，你不觉得像听北平话那么——油嘴子似的。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得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做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发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不断努力的。
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中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得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选自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有删改)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新文学运动以来，朱自清是提倡小品文式的现代散文写作的人之一，并且很早就在散文创作上取得成就。

B．散文中的小品文只供文人游戏笔墨，因此不能够继承正统散文的传统，只能自居旁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C．现代散文只注重把哲学的、科学的问题说得更自然，更亲切，用通俗易懂的打比方的方法让读者明白。

D．朱自清的性情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不缺乏风趣，处事公允，恰到好处，作者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散文的风格。

【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各种文学体裁成就各不相同。戏剧在抗战中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进行创作，但现在被电影替代。

B．现代散文追求真实地反映人生，而在此之前的散文，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散文，全都装腔作势，成为专替统治者传道说理的工具。

C．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李赤传》，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章法上，都符合正史的要求，因此可以判定这两篇文章所记述的就是历史人物。

D．“文如其人”，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性格特征等，不同的人所写的文章风格是不尽相同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事功名利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林泉高致》）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中隐》）。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壬辰年写真赞》）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审美心胸）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
【小题1】下列关于“宋代隐士文化”的表述，准确无误的一项是

A．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不再像陶渊明那样愤世嫉俗。

B．宋代士人普遍存在归隐倾向，是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外在的功名是虚幻的、无意义的，而内在生命享受才是生命的真实。

C．宋人用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来践行政治意义上的隐居。

D．宋代士人所倾慕“中隐”模式是一种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小题2】（小题2）根据文意，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隐士文化出现转折，表现在宋代士人普遍归隐，且这种心理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

B．宋代隐士的归隐，不是为了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仅是为了体会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

C．白居易的“隐在留司官”表明他将休闲审美生活寄托于外在物质之上，是一种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D．自宋代起，隐逸就不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和评价有误的一项是

A．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在客观上源于宋代士人注重对生命个性化体验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

B．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原因。

C．宋人在遭遇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境遇时，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主要受到白居易“中隐”模式的影响。

D．从文中苏辙的话可以看出，他认为隐居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淡泊、闲适的心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美丽《诗经》 鲍鹏山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小题1】作者认为，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下列不属于其依据的一项是

A．班固和何休提出了诗经起源的“采诗说”，但司马迁和《左传》都没有提到。

B．关于《诗经》，司马迁虽然说到孔子是《诗经》的主编者，但没有提供证据。

C．虽然学术界对《诗经》各抒己见，但这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

D．我们想要驳斥班固和何休的观点，但是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说法。

【小题2】文中用了比较多的笔墨写《陈风·月出》。对其作用的表述最正确的一项是

A．是为了解说作者对诗歌的评价标准，美丽的诗篇必须符合“天堂的三个元素”。

B．是为了说明《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的美感比不上《陈风·月出》的美感。

C．是为了说明对《诗经》的学术研究无关紧要，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喜爱。

D．是为了说明《诗经》的美丽，《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是“献诗”说，但这种说法只有《国语》中的一个孤证。

B．朱东润先生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曾提出过理据充分的质疑，但学术界少有反响。

C．学术界对《诗经》的种种学术疑问得过且过是因为这种疑问不影响我们喜爱《诗经》。

D．我们只有把《诗经》当“诗”来读，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写在《幽雅阅读丛书》出版之际（朱良志）
在今天西方文化滚滚涌入的时候，越发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东方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民，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西方哲学重外在知识的索求，中国哲学重内在心灵的体验。西方有绵长的基督教传统，中国却宗教观念相对淡漠。就艺术而言，中国艺术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观念，当十六、十七世纪中国艺术大量传入西方的时候，西方人惊呼这是艺术中的一个“异数”，一如他们将中国文化称为异教的世界。中国艺术以表达灵动的生命为主旨，中国人气化哲学是与西方迥异的哲学系统，艺术创造的是一个气化宇宙。在形神哲学的导引下，中国艺术很早就追求超越形似的意趣，传王维作《袁安卧雪图》，画雪意茫茫中，有芭蕉盎然地摇曳着它的绿色。脆弱的芭蕉，怎能在严寒的冬日出现？但中国艺术家没有感到它的荒诞，却体味到其中的“妙观逸想”。画马专家赵子昂，他说他画马不在马的外形，而在马的神韵，就像东晋僧人哲学家支道林所说的：“贫道重其神骏”。
中国艺术是一种安顿心灵的艺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艺术家抚弄艺术，不是像今天在乎其“市场价值”，而是以它来搭建心灵之“庐”。听听明代末年的戏剧家祁彪佳的说法，他说他家的寓园，是为“韵人纵目，云客宅心”，园林是为了寄寓心灵的。中国艺术不是技术，它是以独特的意象世界耕种性灵的土地。画中的一山一水，传达的是心灵的优游；园林中的一桥一亭，那是心灵的符号。就像《平沙落雁》这首琴曲，正是取其会通心灵之意，沙白风清，云荡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借平沙之落雁，出逸士之心胸。那是一片心灵的鼓吹，中国艺术家需要这心灵的清澈澄明，需要这心灵的旷远超绝。
从总体上看，中国艺术是悠扬而缠绵的，是个凄恻的芳菲世界。我觉得，这一点和法国艺术有某种气质上的共通。不是说中国艺术多有悲伤的情调，而是说中国艺术有深沉的把玩。中国艺术追求“大快活”的世界，快乐，并非是现在的“搞乐”，扣响心灵的清音，甚至伴着潸然清泪，何尝不是一种灵魂的伸展，何尝不是一种畅然的高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这真是个“要妙宜修”的绝美天地。
《幽雅阅读丛书》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在喧嚣中追求宁静，在往古中追求鲜活，透过艺术的外在形式，去追寻其中所深涵的妙心。我们的民族原本不是这样粗糙，精致玲珑原来是中国艺术的本色，那是一种创作方式，也是一种心境。正像著名学者吴志攀先生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好的艺术“乃人类精神的安慰剂”，它使人“心情如平静湖面上无声滑翔的白鹭”，中国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多年的中国艺术研究的经历，使我深感，中国艺术大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艺术的语言，说他们人生的处境。艺术是他们心灵的一片吉壤，他们多半是在“落花时节 ”来这里倾诉。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艺术”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中国艺术是以表达灵动的生命为主旨的，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观念，曾被西方人看做是艺术中的一个“异数”。

B．画马专家赵子昂说他画马不在马的外形，而在马的神韵，这体现了中国艺术追求超越形似的意趣的特点。

C．中国艺术不是技术，而是一种安顿心灵的艺术，它是以独特的意象世界耕种性灵的土地。

D．中国艺术悠扬而缠绵，多有悲伤的情调和深沉的把玩。这一点与法国艺术在气质上完全相通。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关于王维的《袁安卧雪图》，画雪意茫茫中，有芭蕉盎然摇曳着它的绿色，对此西方人可能会觉得荒诞，而中国艺术家却能体味到其中的“妙观逸想”。

B．中国艺术追求“大快活”的世界，是要扣响心灵的清音，虽然有时会伴着潸然清泪，却可以使灵魂得到伸展，达到“要妙宜修”的绝美天地。

C．在喧嚣中追求宁静，在往古中追求鲜活，透过艺术的外在形式，去追寻其中所深涵的妙心，这是《幽雅阅读丛书》所追求的境界。

D．中国艺术大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艺术的语言，述说艺术家们的人生的处境。他们也多半在暮春时节到“心灵的吉壤”中倾诉。

【小题3】（小题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分）

A．画中的一山一水，园林中的一桥一亭，那都是心灵的符号。中国艺术家只要拥有清澈澄明、旷远超绝的心灵，就能创造出安顿心灵的作品。

B．现在的一些艺术创作一味地追求“搞乐”，可能会使中国艺术丧失精致玲珑的本色，使我们的民族变得粗糙。

C．今天的艺术家抚弄艺术，都不是用它来搭建心灵之“庐”，而是只在乎它的“市场价值”。

D．中国艺术“乃人类精神的安慰剂”，它可以使人“心情如平静湖面上无声滑翔的白鹭”，说明中国艺术是为了让欣赏者“安顿心灵”而创作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影响中国的三重文化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对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且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仁政”。从文化渊源上看，孔子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的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对管仲来说，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真正要做的是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会导致社会危害。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而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儒法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道家走向对肉身的感悟，强调了对精神自由的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那里，膨胀为“霸道”；而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那里退化为“无为而治”。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对立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现浓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和“礼崩乐坏”有直接关系，社会危机催生了诸多思想家及思想流派。

B．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思想主张纷纷提出，孔子、管仲、老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对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C．儒、法、道三家思想均是为了使诸侯国解除内忧外患，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儒道文化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是由于“礼”的出现。

D．儒家文化属于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是“礼乐文化”，核心似乎是“礼”。西周时“礼”是上层人士的特权，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仁”及“仁”的独立性使儒家文化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在“礼”和“仁”中，“仁”应该是核心，“礼”是依据手段。

B．孔子“仁政”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吸收并发展了殷周“礼乐文化”，以伦理感和道德心为依托，以“仁”为人性依据，把“亲亲”之爱扩大为“泛爱众”。

C．管仲属法家的主要原因是，执法严厉，表现较为强势，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目的是延伸王权实现“霸道”。

D．道家在动荡的社会面前采取的是逃避策略，认为社会退步，文明才能发展；“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是逃避策略的典型表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儒法两家主张均体现了民本思想，两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而道家走向了儒法对立面，关注的是生命的个体。

B．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重性，正是这多重文化的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才让中华古老文化不断焕发出生命力。

C．孔子的“齐之以礼”，管仲的“‘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是同一种政治文化，而老子强调对个体生命的自觉感悟，精神自由，走向政治文化的反面。

D．老子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痛恨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采用逃避策略，因此道家思想是柔弱无力的，必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