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