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在我国古代又有都城、都下、京师、京华、帝京等多种称呼，1927年以来则习惯称为首都。虽然在我国“首都”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对国家都城的建设和经营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核心的首都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按照《周礼》的说法，天下之中所在地，就是夏至时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因为天地合于此，四时交于此，阴阳和于此，为百物阜安之地，所以最适合建为国都。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对此，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建都于天下之中，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历史传统。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比如明清时期分别在北京城外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修建改建了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作为郊祀的场所，通过四郊的确定将北京城置于“中央”的位置，进一步突显了天下之中的地位。

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象天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象征着国都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包含着对德治天下的期待。诚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周礼》提到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时也说一定要有祭祀场所，即“左祖右社”。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朝及西汉中前期以前，祭祀场所并不集中在都城，而是分布在广泛的区域，皇帝需要长途巡行才能完成祭祀活动。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应当重视都城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于是在长安南北郊营建了祭祀天地的场所。这种将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集中于国都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都城在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地位，首都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和彰显。

首都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在古人的心目中，国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祭祀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明代梁潜说：“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这里的首善，一方面指最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方面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首先好，即国都在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为此，古人特别强调应该率先厘正国都的风俗，提升国都的道德水平，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选址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京师为祭祀重地、首善之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首都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既突出和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与威望，也体现着古人对中正和谐的崇尚，对首善有序的追求。

(摘编自张勃《中国古代的“首都”观》)

我们的文化需要培育科学精神

①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由儒释道合力构成，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文章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的阐释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常态是坐而论道。道者，人道、天道也。前者人伦之道，后者自然之道。尤以人伦之道最为强势。“铁肩担道义”，所担者，人伦之道，而非真理。这种文化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②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却罕有科学精神。虽然中国有四大发明，有浑天仪、圆周率等，但这些都是科学发明，不等于科学精神。默顿认为，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难以在制度上保障科学及其科学精神的同步发展。

③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什么是科学精神，人们却始终争论不休。

④默顿给出科学精神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精神具有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是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与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真理是赤裸的。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科学精神具有“公有性”。意指科学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与社会性的、尤其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即便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学说、定律，也不是个人财产。牛顿名言清楚地表达了科学的这一性质：“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第三，科学具有无私利性。所谓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它是“求知的热情、无尽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的产物。准确地说，科学不是利益的产物，而是出于求知和好奇，是为知识而知识。这同样是单纯地追求真理的结果。第四，科学具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借助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对现有的知识进行质疑。这种精神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我只求专门研究真理，所以我想，我的做法应当完全相反，凡有疑窦的意见，统统认作绝对的虚假，加以排除，看看心中是否还剩下什么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方法，是为寻找真理服务的。通过普遍怀疑，一旦发现确凿无疑的东西，便是发现了真理。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知即是寻求真理。科学精神最精要的内涵是追求真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就是寻求真理。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为求知而求真理。真理与身份、种族、等级等无关。

⑤梁启超在谈及科学与东西方文化时，批评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认为，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其次，将科学看得太呆太窄。莫不要说厌恶科学的人，“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⑥我们的文化传统，原本缺乏科学精神。进入20世纪，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找奥科学精神赖以滋生和发展的“最佳拍档”。我们确实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但是，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我们是被现代化、被科学化。我们接受现代技术、设备、生产线，却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文化中，适时接受乃至培育出科学精神。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当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之时，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贪欲使人背离了科学，而将其中的技术运用到极限。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在举国推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中培育科学精神，是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摘自《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一期，有删改）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它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选自“国际儒”，有删改 ）

谈动

朱光潜

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暮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优。

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辞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样来叙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之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景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皈依自然；我景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与爱；然而外感偶来，心波立涌，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

朋友，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违反自然，烦恼才乘虚而入，要排解烦闷，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由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愈觉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想自杀，幸而他的文机动了，埋头两礼拜著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自杀的念头也打消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浇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郁的道理。

总之，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疏，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理解透澈，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欢喜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零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番，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座，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么?

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晨间把一百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暮间把一百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又尝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

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