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中国人的姓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古人提倡同姓不婚）。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伟大发明。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这种现象不仅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基因被逐渐地“稀释”。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今天新百家姓排行榜上的前19个姓，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有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如果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最“成功”的是那些大姓，比如张、王、李、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刘、李、赵、朱这几个大姓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同时，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份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护不常见的小姓、奇姓，因为一个不常见姓的文化价值和生物学价值并不比大熊猫差。既然我们对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关心，对野生动物一个物种的灭绝忧心忡忡，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稀有的姓氏的灭绝无动于衷呢？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秘，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地通过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环境外交是指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以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谈判、交涉和对话协商为主要外交手段,处理环境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制定有关行为规则以及采取环境治理阶段性达标的措施。环境外交的主体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狭义上的环境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代表国家运用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广义上的环境外交的主体是以国家为主,但却不仅限于国家,也可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环境外交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由环境外交主体、环境外交治理对象、环境外交运作方式三要素构成。

环境外交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萌芽自发阶段。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以“人类环境问题”为议题展开了讨论,以此为标志的环境会议在外交关系层次上得到推进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面比较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重视与积极参与；重点对象主要是应急性的区域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不成熟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蓬勃兴盛时期。１９７２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外交的盛大集会,１１０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真正意义的环境外交由此发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政治议程。环境问题逐渐涉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性质由传统的国内专业技术问题向国际关系的重大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环境外交开始初具规模,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制定原则性条文的范畴,重要的是开始进入具有实质性、定量化和目标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基本形成,展现了当代环境外交的特征和风貌。

第三阶段环境外交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险系数大为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议题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由边缘地带逐渐居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１９９２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公认为环境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启动了“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纷纷将环境外交明确列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并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各自重要的活动议程,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２００７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又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关注焦点,它直接触及各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环境利益问题。随着工业活动全面恢复,空气质量将很快再次恶化。清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全球大国间和国家集团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实质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摘编自杨鲁慧《环境外交的起源发展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