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材料一：

北京时间10月9日17时4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约翰•B•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M•斯坦利•威廷汉（M. Stanley Whittingham）教授，和日本化学家吉野彰（Akira Yoshino），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贡献。

正是这些专家在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反复试验，努力研发，让锂离子电池在从移动电话到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等领域广泛应用，奠定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无线、无化石燃料的基础，也开创了新能源动力对我们生活的彻底改变。

（观察者网《2019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他们是锂电池发明者》）

材料二：

锂离子电池和燃料电池，谁才是未来能源汽车主流？

下表为两种动力电池的综合对比，对比因素包括综合性能方面、成本、政策支持、资源约束性、环境保护、商业化程度。

资料：公开资料整理   注：上述测算基于乘用车

（刘涛《燃料电池与锂电池全方位对比》）

材料三：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锂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锂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铜，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材料四：

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间，韩国接连发生了23起储能电站火灾事故。大型储能电站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安全性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锂离子电池在过充过放、过热、机械碰撞等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容易引起电池隔膜崩溃、内部短路，从而导致热失控的发生，这是锂离子电池发生安全问题的本质原因。此外，锂离子电池目前采用的电解液有机溶剂大多属于易燃或可燃液体，这又增加了其发生火灾的隐患。就目前传统的安全消防措施而言，并不能有效抑制锂离子电池的热失控，从而导致初期火灾迅速蔓延，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火灾。

杨裕生院士曾指出安全性是一个事故概率问题。目前，在基础研究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前，储能系统可以通过综合措施来降低风险概率，加强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的安全。一方面，做好系统设计，采用符合电力储能特定要求的系统、零部件，以确保储能本体的安全。另一方面，要做好监控预警、建筑消防设计以及防护措施，搭建储能系统的另一道屏障。针对锂离子电池火灾特性，要能够做到分级预警和处理措施，建立相应的安全防线。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锂离子电池储能安全之路任重道远！》）

材料五：

就在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及氢燃料电池的逆势崛起，对新能源电池技术发展向何处去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总的来看，主要有支持锂离子电池和支持氢燃料电池两大派别。

杨涛表示：氢燃料电池与锂动力电池不是你死我活或者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而是两者各有所长相互融合的关系，两者都是新能源动力电池发展的重要技术路线。其中未来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重点可用于城市、短途、乘用车等领域，而氢燃料电池汽车可能更适用于长途、大型、商用车等领域。业内资深人士、河南锂动电源有限公司的郭华也认为，未来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发展路径可能是锂电和氢燃料电池的“组合”，两者最终会在同一辆新能源汽车上体现。在以燃料电池为主的新能源汽车上，其辅助电源都需要锂离子电池作补充。两者长期并存互补，共同满足交通运输和人们出行的需要。这，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动力所走之路。

（岳振廷《锂电：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首选动力》）

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改变

(1)一种新的、重要的传媒，往往会给旧的文化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迫使其转变观念或改变运行轨道。如印刷术发明后宗教书籍的大量发行打破了贵族和传教士对宗教及其他知识的垄断，教会的“知识权威”逐渐崩溃，旧有的文化等级秩序就此被扭转。

(2)而今天，互联网上的一些迹象，可能导致一些本已根深蒂固的观念或事物的变迁。首先，印刷时代深入人心的“作者”概念将会发生异变，甚至完全消失。远古时代许多口语作品，如《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等，都没有明确的作者，他们于民间多人创作，在一代代远古人群的口口相传中经过多次增删润色而形成经典。现代“作者”概念是在书面文化出现之后，作为个体的作者可能被确凿查考并且其著作权受到尊重的情况下才形成的。但这一现象有可能在将来受到挑战，因为互联网、数字化传播、影像制作程序等的媒介技术，将导致新一轮的“集体创作”现象出现。如：网民使用软件修改、增删某张有趣的图片，经多次转发和反复改绘后成为广为人知的网络作品。数字时代的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复现了远古时代初民们歌咏史诗的情景：每个讲故事的民间艺人都在一次次重述中为史诗增添自己的精彩构思，而他们的名字则散落在漫长反复的流转迁徙中……

(3)对“作者”观念形成更极端挑战的将是“电脑游戏”或“程序创作”。随着大型计算机和高级程序软件的开发，电脑将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精密的任务，甚至具有相当的创造性。

如果一部电影是某个程序依据过去的成千上万个文学故事、电影故事的元素重新组合编织而成，它的作者是谁呢？电脑、程序员，还是所有艺术先辈？

(4)还有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随着游戏画面像素的提升和故事情节的复杂精致，使得高端游戏越来越接近电影故事片。于是“电影游戏”、“互动式电影”的跨门类产品便诞生并迅速增值起来。

(5)游戏在美学上可以给电影提供的主要表现在：互动情节和开放性结局。玩家可以参与各个环节的发展，改变情节走向，获得不同结果。从电影的发展史来看，其实也存在着一个从“独断”式结局走向“开放性”结局的过程。不少故事片事实上早已具备了与游戏相似的思路，只是到目前为止，电影的情节走向仍然是由导演设置的。在未来，观众则可能会加入情节的互动过程，通过观影时的操作去影响故事结局。

(6)但是，游戏式电影从根本上说不应成为电影主流，它们只应是电影产业中“娱乐片”这一分支的组成部分。因为传统电影和游戏的本质在于：电影以观赏为主，好电影除了情节引人之外，还应该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超越性的哲理意味；游戏则以互动为主，给人以饱满强烈的感官刺激，提供消遣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游戏结束后一般不会产生意蕴回味和思想提升。因此，二者的融合不应该成为影像艺术的主潮。

(7)总之，未来影像媒介与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更多混融、越界的文化现象。互联网这个包罗万象的媒介将催生出更多融会多种文化形式的影像产品，冲击和重组传统的文化和艺术的秩序。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