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礼是植根于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土壤上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而礼治则是依赖这种体系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孟德斯鸠曾谓中国古代“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此乃中华文明注重人伦道德教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引礼入法，意味着礼治的精神和原则贯彻于法律，完成了传统社会礼治秩序构建的重要一环，达至“礼法社会”模式的形成。由于礼本身所具有的义理内涵，更使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匹配的“礼法社会”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礼本身所具备的道德规范意义不仅使引礼入法成为可能，更使得这个过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道德与法律共同肩负维系社会秩序的使命，两者相互支持和补充。任何一种法制文明都必须面对并解决两者关系问题，引礼入法则是传统中国的解决方案：以道德精神挈领和改造法律，并直接将部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我国古代民事立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礼，“礼达而分定”。蔡元培说：“我国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今之所谓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国家法制层面，德主刑辅、出礼入刑成为精神原则；社会生活层面，由于礼兼具了感召和约束双重功能，礼的权威性的提升，为民间社会构建良风美俗、自然和谐的道德秩序提供了可能。
法家只迷信暴力，完全无视道德教化的功能，故其律以严刑峻法著称。唐律因“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这个“平”，一方面表现为德主刑辅，礼刑互济，使得法律的重刑主义色彩全面消退，立法上宽严适中，公允平缓。另一方面，与“骨肉可刑，亲戚可灭”的法家立场不同，儒家以家族为本位，重人伦孝道亲情。唐律中老幼废疾减免刑罚以及亲亲相隐、存留养亲等制度体现出礼的精神，弘孝敦伦，原情循理，无疑具有积极的义理价值成分。
西周礼治在司法领域提倡慎刑恤狱；主张罪疑从轻、从赦；提出了“中道”“中罚”等概念。孔子主张“哀矜折狱”，孟子则以“仁政”为诉求，以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并重申了“罪人不孥”的古训。这些具有积极价值的思想和主张，伴随着汉朝以后经义决狱的不断深入和推广，不同程度贯彻或体现于司法审判活动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儒、法两家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司马迁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韩非则首倡“三纲”之说，以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当然值得肯定，但其中包含的法律平等意义十分有限，因为其“法”非良法，其“断”则完全落脚在君主个人的独断。儒、法之争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及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被奉为一尊，两家即和衷共济了。论者以引礼入法为传统法律等级化伦理化之根源，或许是对法家有着过多理想化误读，或许是脑海里还残存着“儒法斗争”成见。沿着儒法合流、法律儒家化、外儒内法的历史线索去把握，应该是评价引礼入法这一历史现象的恰当途径。
（摘编自马作武《引礼人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礼颇有权威性，且具有感召和约束的功能，因此有利于民间社会建立美好风俗、自然和谐的道德秩序。

B．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实行严刑峻法，认为“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过于崇信暴力，“严而少恩”，完全忽视道德教化功能。

C．礼是中华文明注重人伦道德教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在我国古代民事立法落后的情况下，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依据。

D．传统中国采取引礼入法的方案来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即在道德精神来挈领和改造法律，并将部分道德规范作为法律。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律以“礼”得“平”，主张“宽严适度”，全面消退了法律的重刑主义色彩，其中一些制度体现出以家族为本位，重人伦孝道亲情的精神。

B．从西周开始，我国在礼治方面就提出了一些有积极价值的思想和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或多或少地贯彻或体现于司法审判活动之中。

C．引礼入法是完成我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构建并达到“礼法社会”模式形成的重要环节，并意味着礼治的精神原则贯彻于法律。

D．作为道德伦理规范体系的礼是构建礼治秩序的基础，礼的义理内涵使“礼法社会”的出现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匹配。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法两家其实都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但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不同，儒家主张德主刑辅，法家主张刑主德辅，最终两家共尊礼法并用的思想。

B．中国古代“礼法社会”的形成是以法律儒家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引礼入法的方式实现，因此，评价引礼入法应把握儒法合流、法律儒家化等的历史线索。

C．礼所具备的义理内涵使引礼入法能够有效实现，而引礼入法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促使中国古代法律呈现出“礼法合一”的特征。

D．从西周司法领域提倡慎刑恤狱到孔孟思想，从汉代以后“经义决狱”到唐律的“一准乎礼”，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礼法社会”是逐步形成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小题。
古代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
戎狄，在古代是与华夏不同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华夏文人称他们为“蛮族”， 因为他们不行“礼乐”，不修文字，不念诗书，却养太多的牲口。华夏的文明人，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 肉做的肉腊、肉糜，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被把持历史记录大 权的汉族士大夫给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到了古代文人的影响，在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 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得干冷，黄土 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化，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 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这类东西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 终于找到另外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浑身索 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这样，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不同的区域。在南部地区，水热条件好，农业持续发 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 业”，“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 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做华夏，而北部的 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
史贡献。我们说，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 戎狄正是古代处于中国北方的过渡地带(或曰边缘地带，生态敏感地带)的一个主角，而戎狄的起源与
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整个生态变化有关。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大面积产生的过程，我 们关于戎狄的概念离不开畜牧业。戎狄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 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地位，还 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跳出农业社会历史的局限，放眼中国北方的辽阔大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人文发展的丰富性。这些 人文的丰富性，是对多样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而所谓“适应”，对人类来说绝不是消极的。人类文明中 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农业是一种创造，畜牧业也是一种创造。
【小题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相互反目，关系紧张，最终导致黄土高原出现了华夏与戎狄两个不同的族群。

B．在新石器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戎狄族群就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生活方式。

C．畜牧业是戎狄族群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创造，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D．华夏与戎狄出现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不同。

【小题2】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迫于环境的变化，戎狄开创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可见，自然环境的恶化，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的前提。

B．戎狄创造性地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与技术，因此，没有戎狄，世上便没有畜牧业，也就没有后来大规模的游牧经济。

C．戎狄的兴起与畜牧业密不可分，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史，就必须了解戎狄的历史贡献。

D．华夏士大夫历来低视戎狄，在撰写的史书中对戎狄作了不公平的评价。所以，有关戎狄侵犯抢掠的说法应纠正。

【小题3】文中为什么说“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请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没有可靠的农耕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生死存亡的考验中，不可能有辉煌的文明记录．也不可能有现代的文明转型。一个文明还可能转型，是因为这个文明还有内力。转型，意味着以内力接引外力对它转型的催迫。内外呼应，才有新的中华文明形态。
虽然在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农耕文明尽显它的落后，但对于古代文明形态来讲，中华文明能以农耕文明来坚实奠定自己的物质基础，其发明、创新、开拓，值得肯定。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有着领先世界的精细农耕技术，开发了很多有利于集聚经济财富的农耕技术，并创造性地融合从中东、南美传过来的种植技术，解决了人口庞大的黄土社会从古至今文明发展的经济需要和财富需求。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文明在农耕物质文明发展上的经济开拓，还吸收了游牧文明农耕化的养殖智慧，从而拓展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混合生产方式，促成古代东方辉煌的经济文明形式。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工业文明就自贱，说自己什么都不行。在对待物质文明心态上，态度必须是两立的，一方面承认农耕文明的伟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只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因为我们面对新的处境，中华文明物质开拓的传统被迫中断了。因此，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由传统的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的工商文明。到了全球化时代，经由工商文明的建构，文明形态的经济开拓形式或者物质手段的获取形式，抑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勾连发展的结构，实现了重大突破。这对中华文明经济开拓塑就的农耕文明形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从农商文明转移到工商文明，对中华文明传统习性来说，也构成了两大挑战。
第一，按照日本经济学家所说的，西方在发生技术革命的时候，东方出现了勤业革命。西方出现技术革命，能工巧匠引导经济；东方人依靠奋斗和努力，也保有某种增长契机。但勤业革命最大的限度。是无法实现规模化的商业生产，财富积累的几何级数增长更无可期。直到今天，中国人其实还是以农耕文明的艰苦精神和勇于开创的干劲来进行工业建设的。我们的工业技术，以生产不出合格的圆珠笔呈现出某种内在缺失。事实上，包括工业精准性要求在内的工业习性，迄今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民族精神。
第二，我们今天的商业活动习惯主要体现出的，还是农商文明的习惯。对西方人而言，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第七天笃定要休息。但华人不会休息，我们没有那种基督教信仰，我们信仰的只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结果侨民国家的同行把华人恨得咬牙切齿，说中国人不讲行业规则。其实这只是农耕民族的商业习性而已——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拼力换取微薄的收益。现代工商文明的经济开拓精神，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创造突破和财富生产、现代商业规则意识与法治意识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开拓的伟大突破。也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的经济开拓才可望真正进入一种现代状态。
(节选自任剑涛《从农商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中国面临两大挑战》，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在古代的考验中创造辉煌的文明记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也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B．工商文明胜于农耕文明，是因为农耕文明无法有效地突破文明形态的经济开拓形式，也无法突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勾连发展的原有结构。

C．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人注重艰苦奋斗、勇于开创，可以大量增长财富，但这些品质不利于培养人们包括工业精准性要求在内的工业习性。

D．只要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创造突破和财富生产、现代商业规则意识与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中华文明就能拓展出新的经济形态。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肯定了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并指出“它是现代文明可以转型的因素。

B．文章第二段以工业文明作为参照对象，辩证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的优点和不足。

C．文章后三段论述了从农商文明转到工商文明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习性面临的两大挑战。

D．文末举华人吃苦耐劳不肯休息而遭批评的事例，旨在说明国人还保持着农商文明的习惯。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吸收中东、南美传输过来的种植技术、游牧文明农耕化的养殖智慧，拓展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混合生产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开拓精神。

B．西方人注重休息，展现了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展现了西方工商文明的习性；而中国人不重休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赚取财富展现了农商文明的习性。

C．生产不出合格的圆珠笔，既说明我们技术不佳，也说明精准性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民族精神；华人不会休息。说明国人不遵守工商文明的行业规则。

D．中华文明要实现从传统农商文明转向现代工商文明，需要培养两大现代习性：一是培养包括精准性在内的工业习性；二是培养包括法治性在内的商业习性。

影响中国的三重文化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对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是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仁政”。从文化渊源上看，孔子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的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对管仲来说，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真正要做的是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会导致社会危害。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
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而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儒法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道家走向对肉身的感悟，强调了对精神自由的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那里，膨胀为“霸道”；而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那里退化为“无为而治”。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对立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现浓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和“礼崩乐坏”有直接关系，社会危机催生了诸多思想家及思想流派。

B．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思想主张纷纷提出，孔子、管仲、老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对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C．儒、法、道三家思想均是为了使诸侯国解除内忧外患，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齐之以礼”表明孔子对礼的社会功能的重视。

D．儒家文化属于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是“礼乐文化”，核心是“礼”。西周时“礼”是上层人士的特权，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目的是想通过礼来使社会秩序井然。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仁”及“仁”的独立性使儒家文化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在“礼”和“仁”中，“礼” 应该是核心，“仁”是方法手段。

B．孔子“仁政”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吸收并发展了殷周“礼乐文化”，以伦理感和道德心为依托，以“仁”为人性依据，把“亲亲”之爱扩大为“泛爱众”。

C．管仲属法家的主要原因是，执法严厉，表现较为强势，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目的是延伸王权实现“霸道”。

D．道家在动荡的社会面前采取的是逃避策略，认为社会退步，文明才能发展；“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是逃避策略的典型表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儒法两家主张均体现了民本思想， 两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而道家走向了儒法对立面，关注的是生命的个体。

B．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重性，正是这多重文化的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才让中华古老文化不断焕发出生命力。

C．儒法道三种思想构成中国文化的双重对立结构，第一重是由有理想化色彩的儒家和实用主义色彩的法家构成；第二重是由法家与注重精神自由的道家构成。

D．孔子的“齐之以礼”，管仲的“‘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是同一种政治文化，而老子强调对个体生命的自觉感悟，追求精神的自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詩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学中的“音象”，是构成“意象”的基石之一，是与“诗象”相对而言存在的，没有“音象”，也就没有“诗象”。

B．“音象”的存在形态在魏晋之前主要为“乐象”，到了唐代，则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

C．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加以传播，但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是模糊的。

D．在文学中，意象的构筑、意蕴的生成离不开“音象”和“诗象”，“音象”和“诗象”在作品中是同样重要的。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在与“诗象”的比照中阐释“音象”的内涵，点明论述对象，指出了剖析“音象”的意义所在。

B．二三两段采用并列式结构，分别剖析了入乐性歌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和不入乐徒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

C．文章引用李泽厚的话和郭茂倩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唐代不入乐的徒诗都是讲究格律，具有“音象”存在形态的。

D．文章虽以大量篇幅阐释“音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但其彰显的立场是“音象”对意象构筑、意蕴生成的作用。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入乐性诗歌作品，因为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有助于诗意的升华。

B．不入乐诗歌作品，如果在格律上不能保留音乐性潜能，那么在吟诵过程中就不能产生音乐效果从而构成“音象”的存在形态。

C．作者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入乐性诗歌作品且为齐言歌诗，“音象”让该诗的惜别之情更加跃然纸上。

D．只有“音象”与“诗象”在作品中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才能充分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