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作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戏被誉为“百戏之祖”。南戏是以宾白和曲牌联套相结合、以歌舞故事为主体的早期戏剧表现形式。《南词叙录》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南戏专著，作者徐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南戏和北曲是最早的两大戏曲形式，一些流行的观点认为北曲的地位远远高于南戏，依据是南戏起源较晚，盛行于明初，因此可视为北曲的支流。而依据《南词叙录》，南戏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萌芽，要早于形成于金末元初的北曲杂剧。这实际上是将南戏从北曲的附庸中脱离出来，赋予了南戏更加独立的历史地位，明确了南戏与北曲为并行的两大戏曲系统。南戏温婉轻柔，北曲刚劲高亢；南戏多以管乐伴奏，北曲多以弦乐配合。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南戏与北曲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但并不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早期的南戏无论在剧本文学上，还是在曲体上，都有其局限性，也正因如此，南戏受到文人学士们的鄙视，但这并不能否认南戏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作为较早戏曲形式之一的历史地位。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南北戏曲的交流，南戏受北曲杂剧的影响与熏陶，其文学性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南戏从其起源到《南词叙录》的撰写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南戏已从民间的村坊小曲，走进城市，走进宫廷。不论从文辞声律、结构排场，还是思想意义、人物塑造，各方面都已达到不可低估的高度。

南戏是在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戏以曲牌连缀的形式讲述长篇故事，综合了当时众多的艺术形式，诸如宋杂剧、傀儡戏、歌舞大曲、唱赚以及诸宫调等，因此其文化价值是立体的，可挖掘性很强。

与诗词相比，戏曲常常更接近于口语。南戏于民间，戏文的作者多为书会人士，而其面向的观众群也多为市民阶层。这就使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且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性的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汉语词汇史的书写保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口语、俗语、谚语、俚语等。

宋代时期，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宋室的南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生，民众的迫切需要，都促使了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南戏得以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南戏的戏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譬如在剧本《赵贞女》《王魁》中，作者强烈抨击了封建制度下文人人性的异化及其给善良妇女带来的迫害和灾难，表达了劳苦大众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情绪。另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南戏中描写的服饰习惯、节庆仪式、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巫术等情节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据记载，南戏使用南方曲调，不受宫调限制，可随时换韵，多采用五声音阶。南戏在温州形成后，于东南沿海各地广泛传播。到了元代末期，又繁衍出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四大声腔以及福建泉州、兴化等地的南戏声腔；其角色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并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

（摘编自张立秀《南戏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写意艺术体现人文精神

颜锋

①中国传统绘画是世界画苑里的一朵奇葩。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绘画形成了民间画、宫廷画和文人画三大支流,产生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门类，演变成工笔、写意两大表现形式，创造了以线条、笔墨为主的绘画语言，凝结成讲求意境、气韵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美术史上,中国传统绘画可谓独树一帜，犹如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峰，令人仰止。

②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比，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也明显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于二者有不同的绘画技法和艺术风格，更在于二者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大体上说，西洋绘画较多地融入了科学精神，在绘画理论中渗透着物理学知识的成分；中国传统绘画则更多地蕴含着人文精神。中西绘画差异的本质，正是在于中西文化传统的这种差异。

③中国传统绘画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沃土中，融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思维方式、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展读千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国画珍品，你会为周肪的仕女、李公麟的鞍马人物之风采神韵所倾倒，会被范宽山的雄浑气势、朱耷山水的拙朴奇崛所折服；你会陶醉于赵佶的芙蓉锦鸡之 ，会惊叹郑板桥的兰竹之 ；齐白石的草虫游虾会使你 ；徐悲鸿的奔马雄狮会使你 。这些优秀的画作所以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显示出精湛高超的绘画技巧和艺术水平，更在于它们闪耀着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积极向上、正直高洁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人文精神，赋予了中国传统绘画独特的魅力。在代表中国传统绘画主流的文人画中，这种人文精神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

④中国传统绘画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法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具有一种统一性。人文精神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绘画的一条主线，是它的生命和灵魂。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法既是这种人文精神导引所产生的结果，又是这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和表达方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人文精神正是通过“神似”、“写意”的审美追求、笔墨的运用、比兴的手法及完美和谐的形式呈现出来。

⑤对于绘画的目的和审美标准，中西方在早期的认识大致是相同的。例如，我国的“画，形也”。古希腊的“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苏格拉底则说：“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可见，在绘画史的早期，中西方都认为绘画史写形状物，但在其后的发展中，中西方绘画就各行其道了。

⑥西方绘画仍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坚持“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模仿者”，并且身体力行坚持绘画实践。直到20世纪以前，西方绘画基本上是以精心描绘客观对象为主。当然，西方绘画的写实也并非简单的模拟，而是也要求表达对象的思想感情，描绘出对象的美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安格尔的“里维耶夫人肖像”就是描绘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典型。

⑦中国传统绘画则从魏晋开始，由“形似”逐步转向“神似”，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写意”。

⑧写意是中国绘画传统独具的特征。它既是一种表现方式，也是一种艺术观念，一种审美追求。即使是工笔重彩画，也只是表现技巧上有所不同，在本质上，其艺术观念也具有极强的写意性。

⑨“写意”与“神似”密切相关。“写意”是中国绘画传统的出发点和目的。“神似”则是“写意”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二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和审美追求。这种艺术观使中国画家可以摆脱时空限制，超越客观物象，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的自由。他可以融会自己的修养、学识、个性和表现技巧，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把所见、所知、所感、所想综合成一种创作意识，从而创造出物我交融的作品。显然，与西方写实主义艺术观相比，中国的写意艺术观更能体现强烈的人文精神。

——选自《新华文摘》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城，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