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人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选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有删改)

图表一：你不让座的理由

图表二：你通常会给哪些人让座

图表三：如果发现真有人需要座位，对于不让座的人，你怎么看？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常常越俎代庖，“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做”。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有删改)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行、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编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有删改)

材料一：

一些大学生之所以选择盗版教材，不仅仅是因为盗版书价格低廉。在很多大学课堂上，教师授课并不完全依赖于某本教材，而是以自编的讲义、课件为主，通过打印、电子邮件等形式将这些课程材料分发给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只是相对重要的参考书，只是期末考试前值得信赖的复习材料。特别是一些高校教材编写水平不高，不具备存藏价值。有的作者、出版社将教材视为敛财的工具，明明有经典教材珠玉在前，却非要另起炉灶挖土烧砖，重新编写、出版一套教材推荐给学生。据统计，有的高校基础课，全国有近500家出版社出版了逾千种教材，这其中难免有粗制滥造的情况。那些虽是正版但编写水平不高的教材，被大学生视为“用过即抛”的消费品，而不愿意为其付出太多的费用。

目前，纸质图书价格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大幅降低高校教材定价似乎并不现实。在慕课、网络公开课日渐流行的当下，不妨多为大学生编写、制作更多价格低廉的数字化教材。美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材《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就有其官方网站，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阅读这部教材。国内一些高校和出版机构已经开始进行编写数字化教材的尝试。

(摘编自《光明日报》《高校教材盗版缘何愈演愈烈》)

材料二：

看起来，我们似乎应为当代大学生懂得省钱叫好才是，其实不然。诚然，确实存在“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等问题，但绝不能成为大学生大肆违法复印他人教材和考试用书的理由。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虽让囊中羞涩的大学生节省了开支，但教材和考试用书编撰者及出版商的利益则被无端盘剥，知识产权还有多少价值可言？

原作者享有其作品的复制权和获得报酬权，大学生对此不可能不懂，那他们何以对复印侵权行为表现出集体无意识？其实是因为著作权法有一条规定，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列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复印便成了大学生使用教材和考试用书的主要方式。

然而，像如今这般完全依赖复印、整本复印，甚至于“上届学生复印了，下届学生接着复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少量复制”范畴。尽管大学生们并未从盗版中牟利，但会对版权作品的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何况，不少复印店已将复印盗版他人教材、考试用书当成生意，在线上线下主动招揽这种业务，这恐怕就构成了事实上的侵权，理当打击。

(摘编自法制网《正版贵不是追捧盗版的理由》)

材料三：

高校教材反盗版，关键要对症下药，打好“组合拳”。首先，不妨进行旧教材循环利用，比如，武汉纺织大学设立“旧教材流转中心”，从学生中募集来旧教材，供下一届学生使用，就值得借鉴。其次，遏止高校教材背后或隐或现的灰色利益链，建立健全高校教材公开透明收费制度、教材管理制度，让大学生知道自己所交的教材费花在什么地方。别让高校教材费成“糊涂账”，被一些逐利的人“钻空子”，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再次，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了解知识产权法和著作法，在这方面千万别“拖后腿”。最后，相关部门加大执法执纪力度。比如，对高校附近文印店小规模售卖盗版复印教材问题，依法进行民事追责和行政查处，情节严重，依法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摘编自桂声网评《高校教材反盗版关键要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