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炒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幕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妾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宋词经典的建构

说宋词是经典，今天已经不会有人怀疑。可在宋代，词体刚刚流行的时候，压根儿就算不上是文学。宋词最终能与唐诗媲美争胜，被奉为一代之文学，是经过了千年的淘汰和选择的。所以说，经典，不是生来就是经典，会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认同过程。诗词经典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清以前鲜有评说，直到晚清才引人关注，当时著名学者王闿运评其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现代更是被闻一多先生称为“诗中之诗，顶峰中的顶峰”。而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直到现当代才被确认为经典。

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清代以前知名度不高，到了现当代，由于词中崇高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主流价值观念非常合拍，因而受到关注成为经典。

经典是变化的，在这个时代奉为经典的，另一个时代不一定被视为经典，这说明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又具有变异性。比如南宋人编有一部词选，叫《草堂诗馀》，在当时说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可到了明代，就成为十分流行的经典文本，写词的奉为典范，读词的爱不释手，各种注释本、评点本是层出不穷。可由于词学观念的变化，《草堂诗馀》又大受冷落，康熙年间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等人不遗余力的贬抑排斥《草堂诗馀》，从此热门的经典《草堂诗馀》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朱彝尊的《词综》和张惠言的《词选》代之而为当时流行的经典词选读本。到了二十世纪，《词综》《词选》又风光不再，而被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等选本所替代。

经典的时代性和变异性表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现、建构的。一篇不很知名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经过名家的阐释或称扬，有可能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而逐渐成为经典名篇。比如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在宋明清三代是不入流的作品，而自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其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拈出来阐释为一种做事业、做学问的境界后，这两句词就成了名句，整首词也跟着成了名篇。还有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更是因为伟大领袖***“反其意”而追和之后，才受到人们的热捧，成为名篇。这些都说明了经典形成中的“名人效应”。选择经典本是纯粹的个体行为、个人爱好，但个体总会受到群体态度的影响，而群体中权威和领袖的意见，往往会成为主流的、主导性的意见，被群体成员认同和接受。因而“名人效应”就成为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此外，“故事效应”也能提高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促进它的经典化。所谓“故事效应”，即一篇诗词作品，如果有创作传播方面的逸闻趣事，往往更会引起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动它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宋词在经典化过程中，“故事效应”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醉花阴》，姜夔的《暗香》《疏影》等都有吸引人的故事。

当然，“名人效应”“故事效应”都是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外在的助推力。一篇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含量和艺术质量。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改动)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未风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