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老街小面

王春迪

老街小面，老街人最喜爱的小吃。

貌不惊人的一道面，里头大有讲究。巴掌大的面团，要加一遍蛋、两遍水、三遍碱、九九八十一遍揉，直至面团柔润光滑，再将其抻好。有了年月的师傅手如杆秤，要几两全凭手抓，眯着眼都不差毫厘！面细，入锅不合盖，多用笊篱来煮，八分熟捞出，冷水凉过，长筷挑起，那面条根根细如银丝，条条绵如垂柳。

小面的卤，更是独特！卤汤里头配有鸡鱼虾肉。鱼，多用辫子鱼、黑鱼，正月的沙光鱼最好！所谓“正月沙光赛羊汤”，再浇半勺新鲜的海蛎子，滴点热辣油，温一壶老坛烧酒，边吃边喝，那味道，喷喷，说句不好听的，吃完面上枷子送你上路都值了！

老街上，平时跑腿轮膀子的苦力，给人缝补洗涮的婆娘，口袋里有了几个不用救急的铜板，就会带着老人孩子过来，给老人孩子弄碗面，自个儿带块干饼，向面馆孙掌柜要点卤子，一家老小这就算解了馋。

老街首富海爷，也特好这口。时常，饭点一到，海爷对着府上一桌子山珍海味皱眉瞪眼，筷子拿在手里，戳戳猪肘，点点螃蟹……而后咂咂嘴，筷子一扔，走啦！管家瞧见，不用问，立刻抄起海爷用的正德碗、牙骨筷，揣上紫砂壶、汝窑杯，捏点龙井、拎个酒壶，跟着走吧，海爷一准儿想吃小面了！

海爷吃面，总是先喝三口鲜汤开胃，再吃口面、续口酒，面吃完，碗里必留一口鲜汤。最后碗一抬，头一仰，缓缓低眉，胡须一捋，呼出一口热辣辣的白气。此时，再看海爷的脸，笑起来花白胡子都是一抖一抖的。

这天，面馆孙掌柜隔着几桌人瞅见海爷正往外呼白气，正拨着算盘，立刻从柜台里头出来，到门口候着，海爷的管家正欲结账，孙掌柜弓着腰作揖道，海爷，您老的账，早有人结了。

海爷心想，必定是刚才哪位东家、掌柜，付账时就手把自己的面钱给付了。一碗面不值几个钱，无需吆喝。平日，海爷他自个儿不吭声地帮人结了多少碗面，也都没个数。海爷遂转身，无论识与不识，贫富贵贱，跟在场的老少爷们儿抱了抱拳，道了声慢慢吃，抬脚就走。

身后，面馆的伙计将海爷用过的碗筷碟壶规规矩矩地收好、洗好，一会儿由专人给海爷送府里去。

此后，隔三岔五，海爷又来吃了几次小面，回回都被人预先结了账。海爷忍不住问孙掌柜，谁啊这是？孙掌柜说，我也不认识，这人浓眉阔脸大胡子，行事像生意人，说话像镖师，身板像土匪，来时吃了碗面，狼吞虎咽地拨到嘴里，喊了声好，就是这个味儿！而后就向我打听您，边说边扔了两块银锭给我，说海爷这辈子的面钱，他都包了。

海爷纳闷了，多新鲜的事儿！哪有光给人掏银子不留名的？

孙掌柜作揖道，海爷莫怪，江湖水深，人家不说，咱也不好问。要我猜，定是海爷您早年积德，人家不便留名留姓，暗中报您的恩来了。

海爷微微一笑，哪有报恩报到面馆来的？

孙掌柜笑道，那可不一定！早年您在这儿吃面，看到有人拖儿带女地要饭逃荒，您哪回不顺手买碗面给人家？保不准那人就是当年被您救过的孩子。

转脸，海爷扔了块碎银子给孙掌柜，他再来，就说好意我心领了。我吃面，让别人付钱，这样的面，我吃不香！

孙掌柜将银子捏在手里，眉毛皱成一条线，不知咋办好。

几天后，孙掌柜又碰见海爷，赶忙笑脸相迎道，海爷，那位爷又来了，我把您的话照实告诉他，他那脸沉得像块黑秤砣，愣说您不给面子。您看这事……

话音未落，海爷哈哈一笑。

这人有点儿意思。海爷笑道。

这样好了，海爷说，今后，我来吃面，面钱我照给。他的那份心意，你就记下来，贴到墙上，我吃一碗，你就贴一张。将来，若有老幼病残孤儿寡母的流落到这儿，你就撕一张，替我给人家下碗面。如何？

孙掌柜点了点头，弓腰拱手，佩服不已。这事，很快传遍了老街。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吃小面时也学海爷，吃一碗，付两份钱，那一份贴墙上。墙上的纸片，不断有人撕，也不断有人贴，天长日久的，纸片不仅没少，反而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多。

现今，当年的面馆早已消失。那时的小面传到今天也变了很多味道。唯有这个吃面的故事，连同那些鲜活的人物，在老街百姓的嘴里，津津乐道，代代相传。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时间，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但是她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原文有删改）

难舍的礼物

刘文绝

女儿春节回家,与我一起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她说:“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我很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她帮我收拾出许多衣物、书籍和一些积攒起来的生活用品,并确定哪些送给何人,捐赠何处。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的清理行动。

但也有例外。有两件东西已经被女儿清理出去了，我却又把它们捡了回来。这两件东西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就是两双拖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20世纪70年代,我在辽宁北票二中读书。当时我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非常要好。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非常出色。她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识谱,舞蹈也很有造诣。她对我也十分亲近。

当然,我们俩十分要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当时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时,城市户口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和她两个女生没分配工作。我三年后又被调入北票县妇联、县委办公室工作。可她却没有我这么顺利,回到村里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现才华。她曾想去当一名民办老师,可没能如愿。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赶着马车拉土特产品的“车老板”。我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三间平房，东西两个屋是土炕,中间的屋是锅台,很是俭朴。

有一年春天,我出差去朝阳,一些中学同学赶来相聚,她也带着女儿来了。当时她正在为女儿愁眉不展。后来因为工作忙,跟她联系的也少了。又过了几年,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女儿不仅病治好了,而且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又过了四年,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已经经过笔试、面试纳入了留校任教的名单,近期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考核。我知道她很不容易,于是找到在校工作的一个朋友,请她帮助了解一下情况。朋友回话说,这个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用,现在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来电话说,女儿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我能帮帮忙。我也很为她着急,就答应了。过了些日子,我介绍她女儿参加了一个国有企业的招聘。孩子很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以较高成绩被录取。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工资,可她女儿还是很高兴地去了。一个月后,这个孩子买了水果来看我,很自豪地说:“阿姨我开工资了,这回我能供妹妹上学了!”我听了有些惊诧,这点儿钱还能供妹妹上学?她却说:“我一个月给妹妹六百元钱,妈妈爸爸就不用再给她生活费了。爸爸妈妈供我们姐妹俩上学挺不容易的,这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问:“你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够用吗?”她说:“够了,我中午吃饭不花钱,住宿也不用花钱,四百元一个月足够用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也很懂事。

那年秋天,我的这位同学来了我这里。她说:“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特意赶来看看你。”说着,从一个大的旅行袋里拿出两个小布袋,边拿边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带,这是我家新磨的高粱米,这是新小米。”接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玻璃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是用黄豆做的,非常好吃。”我一一接过,连连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是好东西,谢谢、谢谢!”她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这两双拖鞋是我自己做的。”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鞋底,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是网络状用丝线钩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

现在,虽然这两双鞋旧了,可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穿着它们,除了感觉到浓浓的情意外，也提醒着自己,要珍惜生活，懂得知足,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多尽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