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开封

张自善

词，最早称“曲子词”，是产生于唐代民间的可和乐歌唱的新诗体，到了宋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艺术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来看，词可以说是宋代的代表文学，所以，人们称之为“宋词”。

谈宋词，就离不开开封。 因为作为北宋的京都，特别是在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使宋词空前发展、繁荣和提高，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元曲成三足鼎立之势，都与它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

公元960年，时任后周检校太尉、领归德军节度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并逐渐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两百多年来的混乱局势，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工商业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当时，东京人口有100多万，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之一。这种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为宋词的兴盛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另外，赵匡胤是在掌握后周兵权之际，趁周世宗柴荣去世，幼主恭宗柴宗训刚刚即位而乘机取得政权的。所以，他也担心自己手下的功臣拥兵自重，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采用赵普的计谋，演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偃武修文。宋朝皇帝重视科举考试，广罗文人，特别是宋太宗赵炅、仁宗赵祯，都洞晓音律，并亲自制曲，更引起士大夫和市民对词的喜爱，于是竞造新声，使词这一配乐歌唱的文学形式，发展得更加迅猛起来。

北宋的词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宋太祖开国到仁宗赵祯末年(960～1063)，后期是从英宗赵曙初年到金兵攻陷汴京那一年(1064～1126)。

北宋前期的词，正如上述，是在“百年承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几乎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局限于书写离别、相思之绪，风格尽管有些清新，但仍旧是柔靡无力，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形式上，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有所扩展，其代表人物是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

北宋后期的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其词风飘逸、豪放，苏轼主张“以诗入词”，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写进词里，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同时，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

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贺铸，以及“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晁补之，都和苏轼相呼应，为南宋的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豪放词风开了先河。

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则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少有才学，宋神宗赵顼元丰年初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歌颂汴京形势和朝廷新法，被擢为太学正。徽宗赵佶崇宁年间(1102～1107)，创立大晟府，以周邦彦为提举。周邦彦通音律，能创调，工慢词，在铺叙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曲折、回环，变化较多，并过分规范词律，使词的语言风格由俚俗趋向典雅含蓄。

北宋时期，词有了迅猛发展。 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势，对词人都有事实上的影响。不论是在京为官，或因革新与保守两派斗争遭贬谪外地任职，词人的根都在京都开封。可以说，是开封孕育了大批的词人，而这些词人又以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开拓了宋词这一文学形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灿烂的文化。

(原文有删改)

   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的重要我们的古代儒家是知道的。儒家教育特重诗，以为它可以兴、观、群、怨；又特重礼乐，以为“礼以制其宜，乐以导其和”。《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的最后鹄的，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宗教家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因为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误认美育可以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需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美育为德育的基础，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比如你哀怜一个乞丐，你必定先能设身处地想象他的痛苦。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这种看法也与儒家学说暗合。儒家在诸德中特重“仁”，“仁”近于耶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儒家有一句很简赅深刻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

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础，如上所述。不过美育的价值还不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

（摘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