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之初，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微不足道，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理想和现实巨大的差距面前，强烈的“危机感”很容易催生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观念，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取得广泛共识，从而为经济建设树立明确清晰的奋斗目标，凝聚力量，果敢行动。

以“GDP挂帅”为集中体现的发展观念，现在已经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了。十九大报告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概括当前我们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发展”的内涵在这里已然从“富起来”转变为“强起来”，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有环境保护、创新能力、科技与文化等很多方面。“强”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考量，无法把各个维度的“强”通过“加总”成一个“数”，来理解和测度整体的“强”。

新发展观不再能“化简”“还原”成某个单一维度。在产业发展领域，这种单一维度的观念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时表现在关于产业发展进程所谓“一般规律”的认知中。自蒸汽机发明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从而开启了现代工业以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数次被称作“产业革命”的生产大发展。每一次生产大发展都使社会生产达到了一个之前历史上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并且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那些关于产业发展的宏观叙事里，这些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成就被人们与“一般化”“普适化”的道路连接起来了。这条路上有大的“驿站”，也有小的“台阶”，发达国家一路走来，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条路上“拾级而上”。这种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专断论”认知的危险在于，它提供了一把“尺子”，用来“客观”地评判产业体系和企业的“先进”或“落后”，从而给人为的调整和干预提供“进步”的理由和依据。实际上，这些关于产业发展的“规律”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总结的“后见之明”，忽略了不同国家禀赋的不同，忽略了不同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内外历史条件的差异。

我们认为新产业革命是指向未来的，它的路径未定，不同的经济体都要探索、寻找属于自己的合适路径。不仅如此，新产业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特征也是开放的，充满意想不到的可能。没有谁能够完全清晰地描绘未来的情景，又怎么能够笃定地认为未来企业就是某个据说代表未来的“标杆”企业整齐划一的复制呢？

（摘编自杨斌《中国制造业从“大”到“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楚辞章句》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