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并不是一味讲“乐”，不讲“忧”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来说，虽然《系辞上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但《系辞下传》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要稍许深入地阅读《周易》六十四卦，则不难发现，这本占筮之作，自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我们读《周易》感到耳旁有两种声音，一是号角，另是警钟。两种声音相比较，警钟之声更是惊心动魄。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六十四卦排在最后的一卦不是表示成功的“既济”卦，而是表示没有成功的“未济”卦。这种排列，绝非出于形式上的考虑，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善的“既济”，而只有不完善的“未济”，我们才更应该努力，永不懈怠地努力。而且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正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更应警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哲学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诚然可贵，但中华文化的忧患观念最为重要的不是忧患的态度，而是忧患的内涵。从儒家最古老的典籍《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中国儒家一直弘扬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战国时，孟子接着《礼记》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响亮地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将忧民摆在首要地位。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将忧患的内容扩大到天地万物，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确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其人生意义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中华美学的伦理特色获得一种较为浓重的悲剧情调与崇高气概。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动乱的时间多于太平年月，因而，悲凉兼悲愤的精神可以说渗透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国家政权，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又多是改朝换代式的动乱，因而中华美学中的悲剧情调其具体内容更多体现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慨叹。实际的悲剧反映在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旋律之一。中国美学特有的“教化”说、“诗史”说的产生，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乐天知命”的传统在美学中并没有表现为喜剧的形式，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它不仅不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构成对立，还与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这种情怀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审美形态是复合型的，崇高兼有优美，悲剧兼有喜剧。

（摘编自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是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