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来”，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还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心存疑虑。其实，这些同志未必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东西，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那也不能使我们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当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绝不会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

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有删改）

明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兴盛起来。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但此时勋贵武官亦多热衷造园。在明代“重文轻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武官效仿文士雅趣的造园行为，旨在打破缙绅士大夫的文化垄断，以便拓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勋贵武官修建园林、邀饮雅集的背后，是一张绵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

传统文人园林具有封闭与私密的特征，但勋贵武官多开辟自家庄园为半公共空间，承接文人墨客的游览聚会。南京的魏国公子弟常招揽南京文士至自家苑囿雅集，期间留下了不少咏景佳作。

勋贵武官开放私家园林，邀请文人墨客参与宴会，带有展示与炫耀的意味。他们一方面对文人的雅韵表示服膺，以求得到文士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要宣扬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打破由文士垄断的话语权。事实上，部分勋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人话语权下的传统园林美学，树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权威，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

首先，勋臣大将凭借身份优势，不惜花费重金修造庄园，有“尽损其帑，凡十年而成”者，从而形成自己的造园风格，唐顺之概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缴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可见勋贵造园多有富丽雄奇之风，甚至带有一丝堆砌感，体现了贵胄之家的宏阔气魄。锦衣卫军官在追求雅筑的豪奢方面丝毫不输勋臣，史继书在家乡溧阳郊外“疏泉架壑为楼观，极宏丽”，开山断流，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镇将庄园则以雄浑奇诡的边塞风情见长，如榆林大将杜文焕所拥“五岳园”仿五岳山势而建，园中“怪石森列，或立或仆”。这些将门花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颠覆了文人审美下的小巧精雅的园林风格，使士大夫再也不敢轻视武官的品位。王世贞以修造和品鉴园林为能，但南京魏国公诸园壮丽的景观还是给他以强烈触动。王世贞对魏国公南园的景致做了详尽描绘，将惊叹和艳美的心情表露无遗。

其次，建于朝廷赐第之上的勋臣园林，带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故勋贵世居京城，凸显了诸侯维藩、永拱帝室的政治含义。因此，那些传承百年以上的勋臣赐第内的园林就具有了非凡的神圣性，昭示着“不是策勋麟阁后，谁应开第凤台中”的贵族风范。这种风范显然对文士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

由于武官园林建造水准日趋精湛，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文官效仿勋贵园林的现象。由此可见，这些勋贵武官们在修造园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和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人对雅致文化的垄断，提升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

（摘编自秦博《明代武官造园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很多记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春秋战国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600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

上帝、数据和故事（有删改）

（1）关于“大数据”有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2）在这句话中，大数据俨然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最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3）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呔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4）“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最高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5）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绝对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这些情况正符合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

（6）其实，就人类说话的方式而言，除了数据，我们还有故事。故事和数据的不同，在于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甚至于记录下来了的真实信息，而故事则可能含有前者，还可以去“虚构”或是“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的交流和交往，少不得数据，也少不得故事。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

（7）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圣经》，它就是由故事组成的。其中有数据，有他类信息，更有某种“上帝”赋予人类的精神期盼——实质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和价值理念的创设，或者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构建。正是这样的构建，创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基础。《圣经》的历史地位高度，自不待言。

（8）华夏文明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有限资料或“数据”，去分析、推测甚至于想象历史的过程，构建某种历史观或是意识形态。我们当下看到的华夏文明史，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多的则是历史“故事”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大多数细节，不是历史中人的言行自然记录，一定是他人或史家的推测或“虚构”。延续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或价值观，并不因为这些“虚构”而失色。相反，正是它们，组合成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色谱，让后人承接了文化的精髓而繁衍了强大的华夏民族。

（9）现代计算机、网络、传感和移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大数据的时代。当下人类历史的许多细节，已经被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的设施所自动记录，并且由庞大的存储系统保留下来，不再需要史家的“虚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可以想象，当人类一切的言行，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能够时时刻刻地被传感器、移动网络和存储设备所收集时，历史本身的“大数据”就已经集合起来，“虛构”历史细节的空间就没有了。

（11）然而，即使是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历史，也无法不去“创造”由史而来的价值观、信仰或是在精神层面上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正向理念。现代的数据可以是很大，但它们不会自动地生成价值评说和善恶区分，更不会自动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由大数据组成的历史经历，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却未必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存在，如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经历，并不表明人类美好未来会在此种速度下到来。只有人类自身和谐、圆融地发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人类的长久发展之道。当历史的细节不需要“虚构”时，人类历史的信仰和价值观，仍然还是需要创造的。事实上，以往史家“虚构”历史细节，根本不是就“虚构”而为，而是冲着信仰和价值观来的。

   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第一，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没有市场机制，即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产权。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目前道德的衰落一个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

产权保护的重要一条，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很好的产权保护，而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

第三，谈一下企业家，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一项产品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该产品的公司本身。

市场经济的三个基础缺一不可，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节选自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讲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