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来”，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还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心存疑虑。其实，这些同志未必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东西，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那也不能使我们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当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绝不会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

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有删改）

孔子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歌唱是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音乐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音乐使孔子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

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也是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且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他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材料一

中医针灸几千年来不断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灸医学是中医学中最早发现与应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发展源流，也是中医经络学说和腧穴学说的起源。

针灸学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和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生存实践中，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现、 提炼、  ①  、  ② 、   ③  的过程，即由零星到整体、偶然到必然、被动到主动，无序到有序、散在到系统、自发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运用。

几百万年前，伟大的祖先在广博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同大自然作残酷斗争和拼搏，慢慢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这其中就有用于针灸的砭石。而针灸工具的使用、针灸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丰富，奠定了针灸保健和治疗的基础。

针灸的手法之一是针刺。针刺的起源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当起源于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一些出土文物可能佐证，此时期用于针刺的工具，已经被人为加工成一定形状。第二种可追溯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此时期人们使用的针具前身是砭石，更趋原始与天然。

当人们驱赶野兽时或在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石器、棍棒等，极易被碎石片、棍棒等击中或在劳作中受到意外创伤，这时人们开始下意识地自我按摩及用物品敲打这些部位。天长日久，人们逐渐有意识地利用尖锐的小石片或荆棘、松针来刺激某些部位，以求止痛袪病。后来，人们还将石片进行一定的磨制加工，以便更好地适应与方便应用，此即为砭石。这种方法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最了不起的学术，即“以痛为腧”。现今的病灶点、痛敏点、反应点、激痛点等针刺理论，即主要源于此。

以石为针，以砭而治，是早期针刺治病的萌芽阶段。当时在不同地区、不同医家、不同时期，对“砭石”的应用与叫法也不同，有的叫针石，有的叫砭石，还有的叫馋石。这也开创了以针灸治疗为代表的中医外法的先河。

随着社会发展、医学技术进步，针刺工具不断改进，制作工艺不断提高。继砭石、石针之后，出现过不同形态与质地的工具，例如骨针、竹针、陶针。到了夏商青铜器时代至春秋铁器时代，由于冶金技术的发明，针具又更新为铜针、铁针、银针、金针等。各种金属针具的发明，推进了理论的发展，其中，以《黄帝内经》的诞生为针灸学成熟的标志。九针理论的出现，既是对针具的细分与应用，更是针灸理论临床应用的结晶与升华。因此，九针，即是针具理论，更是针刺理论成熟的一个缩影。

如今，随着现代科技元素的引入，针具日益丰富，未来的中医针灸，将在医学领域、保健领域等，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无限的应用前景。

（取材于吴中朝相关文章）

材料二

针灸针与注射器折射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前者强调内源性的自我治病能力，后者则侧重于外源性的干预力量。同样的病人使用相同的药物，但疗效各不相同，导致这样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体自身对药物的反应不同。与药物治疗相比，在扎针时，没有施加给身体任何外来物，只是通过针刺激发和加强人体本身所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注射器是通过注射针头向体内注射药物或抽吸血液的，与注射器相比，针刺疗法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把针刺入人体再拔出来而不放出血液或其它任何液体。毫无疑问，一根针灸针本身不具有任何治疗作用，但扎到人身上就产生了疗效，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体自身。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进化，人体本身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和治病能力，当人体感受外部伤害或自身出现失衡状态时，会自我调整恢复正常的功能，这种能力被中医称之为“正气”。针灸的治疗作用，就是通过针刺或艾灸体表的穴位，激活或加强人体内在的自我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目前为止已知的人体自我调节作用，也包括那些尚未知晓的自我调节功能。很多患者在“冬至”节气前后根据病情，选择特定穴位予以针刺、艾灸或贴敷，能起到顾护初升阳气、扶正固本、调节阴阳、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从而调动人体潜能，激发正气，祛除病邪，恢复健康。

针灸是一种侵入性治疗，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外科手术，所以在美国，针灸针是被作为手术器械来管理的。最初针灸传到西方时，操作者也是外科医生，但手术与针刺治疗理念完全不同。手术的施术部位是病灶，目的明确，如排除脓液、切除肿块、缝合受损脏器组织等，也就是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针刺强调要远离病变部位，“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取之足，病在足取之腘”，这正是针灸整体性治疗的体现，也是与西医外科手术最大的不同。

（取材于白兴华相关文章）

材料三

据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用中医针灸治疗疾病，仅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向全球推荐可以使用针灸治疗的疾病就有43种。然而针灸诊疗在我国本土发展却是不容乐观，特别是在技术等领域,针灸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针灸的适应症没有真正确立。即使国家统一编写的针灸教材《针灸学》《针灸治疗学》等，也只是依照其临床疾病的分类进行了罗列,并没有系统地对其所治疗的疾病进行过科学的评价。这也是造成民众不约而同地认为针灸只能用于治疗疼痛方面疾病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于临床一线的针灸工作者来说,一个很大的困扰是缺少可依据的确切的规范和准则。针灸医师主要通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来制定治疗方案——这是业界共识，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这种没有规则支撑的“共识”显得不够可靠，因此有一些患者不能遵循医嘱，导致针灸效果打折扣。

标准和规则的缺失也导致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医师水平参差不齐。我国目前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人员，远远不限于通过正式针灸教育在综合医院针灸科和针灸专科医院的临床医生，一些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医生多半是“半道出家”，这样就使得针灸临床不够专业化。即使经过正规针灸教育的人员,因为各地教育机构和带教人员的水平差异,其医疗水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针灸疗法的发展。

（取材于方泓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