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对复兴汉服的忧虑

①最近，汉服运动可谓轰轰烈烈，借汉服以复兴传统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接触过一些汉服狂热者，他们对汉服表现出一种高度信仰，哪怕就是变成外星人也要支持汉服，这让我很惊讶。同时让我意识到，汉服不只是一套衣服的问题，背后藏着一个个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或许可以解读现在一些人的文化心理。

②先说说服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力图要建构一种社会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建立在象征和仪式之上，对象征和仪式的敬服，就是某种秩序的建立，反之则陷入无序混乱。象征和仪式要借助某些工具或手段，比如服饰、称谓等等，其中服饰被看得尤其重要，它象征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修养，也制约着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故孔子说“资衰苴杖者不能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服饰将人们各就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形成了“垂衣而治”的象征系统。

③正是这种“垂衣而治”的象征，使服饰附带了除遮丑、保暖以外的诸多社会功能。因此，每个朝代的更换，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改服易冠。改服易冠 表示前朝遗老遗少对新政权的臣服， 有利于新的统治者建立起一套新“垂衣而治”的社会秩序，比改旗易帜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于是在服饰的去留之上才会充满了血腥味，“留发不留人”才会变成别无他途的选择。据说，满清入关后，“大约屠杀了6000万汉人，汉服才在华夏大地上消亡”。可见，服饰关乎国之大运，关乎对新君的臣服与统治的秩序，而不只是两三尺布那么简单！

④可是毕竟满清王朝覆灭了，随着满清王朝覆灭的还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封建专制覆灭了，但封建思想并不会随之立即覆灭。我不知道那些狂热的汉服拥护者，内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种重构秩序的封建思想和扬我大汉风范的民族沙文主义，但是我确实害怕他们把复兴汉服弄成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复辟。

⑤然后说说汉民族。秦汉时期，随着诸侯国被消亡或削弱，“ ， ”，分散的区域文化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服饰等等，并出现了整体排他性心理，比如当时出现了“四夷”、“胡虏”的指称，这就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形成一个族类——汉民族，同一个族类就有同心向一的价值取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⑥此后中国至少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及满清四个大阶段的民族大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既是其他各民族被“汉化”的过程，也是汉民族被“夷化”、“胡化”、“蒙化”、“满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谓的“化”绝不只是温情脉脉的潜移默化，也包括血与火的斗争。但是，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汇聚成中华传统文化，各民族都为传统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⑦有网友说，汉服几千年来一直是国服，传到日本和朝鲜后成了他们的国服，不明就里的人，见人穿汉服竟误以为和服，这也是他们痛心疾首要复兴汉服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不仅有在国内重树权威的心思，对外，特别是对日本，更含着一种复杂的仇恨心理，更深层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焦虑心理。全球化相应地需一些世界标准，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宗教、观念、文化等各个层面对各个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摧毁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因此，我们所说的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对日益被世界同化的文化现状的不满，并时时表现出焦虑心理。汉服被一些人视为蕴涵着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也就具有了显示和保存民族文化特异性的功能，故而被力挺而出。

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演进绝不只是对立与隔绝，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曾引发过残杀与血腥，但佛教与儒、道也有交流与融汇，催生出新的文化。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用开放的心态对待独特性，用和平的方式接纳别人，这是全球化下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汉服的复兴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容不得别人评说，一评说就恼羞成怒，实际上就从文化焦虑走上了文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