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文化是庞大的集合体，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社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分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和都市文化。

乡镇文化指从农村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数千年来注重礼教伦常就是乡镇文化的结晶，从中分离出来的是山林文化。

山林是隐士栖身所在。逍遥自在、复归自然，是他们的中心口号，佛老思想为这种人生态度提供了思辩外壳。不过，人总要生存，衣食住行须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隐士仍要卷入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这常给隐士心态造成二重性。

江湖文化大体由乡镇文化的下层脱胎而出，指流浪人特别是游侠的活动。侠没有固定职业，受雇于人，用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战国时代常成为贵族斗争的工具，构成与国家政权对峙的社会势力。汉曾大力摧抑。唐宋以后，侠逐渐分化，一批人以城市为基础，结成帮会，鱼肉平民；另一批人则占据草泽，打家劫舍。因其与封建政教法令相抗，有时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表现形式；而盲目效忠恩主，讲求江湖义气的思想也易为统治势力所利用。“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已升华为社会道德，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汉魏盛唐诗歌有关游侠的题咏，是这种士人心态幻化的结晶。宋明理学兴起，任侠带异端嫌疑，侠义传统却在传奇小说、宋之话本、明清演义中获得发展，表明游侠风气向市民心曲过渡，跟鬼神、清官故事一样，是市民阶级软弱的正义感的显影。

都市文化是异质环境里生成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都市常是封建政府所在地，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追逐财利，物质欲望是都市文化的出发点。利欲观念又会不断演进，财利可提高政治权利，物欲可扩展到性欲、情欲。中国都市文化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充分，前一方面不很明显。市民色彩最浓的话本、戏曲，鼓吹发财致富，称扬自由情爱以至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而民权则付阙如，要有也仅限于对侵害人身、财产、婚姻等现象的揭露，未提到法权原则上来，更谈不上争取参政权、执政权了。

说历史，可以有多种说法。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看来，小说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就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时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可彼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一桩桩历史事件和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选自易中天《历史总是让人惦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