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1868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发现，在古代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今后世赞叹的遗迹和文物。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是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等学说接踵而来，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是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问，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鎏行系统的发掘。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

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选自《光明日报》2009．12．30，有删节。）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