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好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比如在昆曲的传承中，就形成了清工与戏工的两个传统，前者主要以清唱曲的坐唱为主，恪遵音律，将昆曲之“曲”及其风格的演绎看作是昆曲传承的核心本体；后者则主要以舞台唱作表演为主，注重舞台效果，将昆剧之“剧”及其个性的演绎视为昆曲发展的重要标准。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由艺人群体在戏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也可以供普通民众在戏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

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曲唱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展现为更多形式的戏曲剧种经典唱段，这些小而精的戏曲唱段正是通过曲唱者的传唱而让剧种得以流播。例如在近代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粤剧，其发展流行之迅猛就主要倚重于曲唱的演出形式，1947年出版的《广东大戏考》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名伶名曲，将粤剧独重生旦的声腔演唱做了搜集和推送。至今在岭南地区的酒吧歌厅都能看到人们传唱《胡不归》《李后主》等不同时间创作的粤剧名唱段。在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众多中国戏曲剧种中，均存有与粤剧类同的生态形式，这些剧种也都以曲唱的方式，得以久远地存留下来，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保持着民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内容，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唱的唱腔唱段。戏以曲传，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二是曲唱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中。三是曲唱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文化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剧种音乐创作是戏曲剧种能够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戏曲音乐创作最容易走入无视戏曲规律的歧途。由于倡导为主角量身定做新腔，创腔者往往按照主角的音乐素质创腔，新腔往往超越观众接受的艺术限度；由于倡导戏曲音乐的丰富性，创腔者往往忽略了唱段的可流播性和简便性，反而追求唱腔的技巧展示，在编创时逐渐加大曲腔的繁难程度……这些创作方式虽然会推动优秀新作品的创作，但是限制了普通受众的曲唱流传，当然也限制了戏曲市场的深入拓展。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衡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是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能够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西方美学强调人性三元论，主要以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最为著名。柏拉图认为“灵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与此相似，弗洛伊德主张将人性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这表面看来属于三元论范畴的人性论，仍然是一种二元论。比如柏拉图所谓三元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协调的时候，灵魂便能主宰自己，秩序井然，个人的灵魂就是正义和健康的；如果理智、激情与欲望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这实际上肯定了作为人性的最终形态仍然是正义与非正义、健康与不健康。弗洛伊德的三元论同样如此。当自我能妥善协调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的时候，人性处于和谐的状态；当自我不能妥善处理和协调这一关系的时候，人性就可能处于分裂状态。处于分裂状态的自我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种是本我以绝对优势战胜超我乃至外界的时候，自我就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动物性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显露出恶的特质；但当本我主要受到超我的监督和制约时，自我就可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这种情况下的人性就可能是善的。这样一来，人性就可能是和谐或分裂的、善的或恶的两种形态。这实际上同样是一种二元论，所以西方美学最具影响力的人性论是二元论。

这种三元论的定位使西方美学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崇尚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任何事物作为一种存在永远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和属性的存在，而是多种对立或并不对立因素和属性的有机统一体。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智慧美学在人性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以及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之心；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孟子、荀子虽然对人性的善与恶有不同认识，但有一点相同，这就是都肯定了人性一元论，并不认为人性善恶并举。另如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的性无善恶论，则对人性并不十分在意。在主张“齐物论”的道家美学看来，既然善恶平等不二，等齐划一，那意味着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可能超越善恶分别而等齐划一、平等不二，这也是一种主张对善恶不加分别的观点，同样具有人性一元论的特点。所以，中国智慧美学虽然对人性有多种阐释，但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强调人性的多元性甚或二元性，更不强调人性的分裂与冲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主张了人性一元论。

综观前人论述，我们发现即使人性有善与不善论，这种差异也只是一种本性差异，是为后天修养和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强调本性中存在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所导致的人格结构矛盾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归之于人性一元论范畴。这才是中国智慧美学关于人性乃至人与自我关系的最精确阐述。

中国智慧美学人性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是无视人性之善与恶矛盾对立的存在，只是并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夸大这种矛盾对立，将矛盾对立作为人性的基本特质，而是主张这种善与恶的分别只是人们后天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原始本性的实质。

（摘编自郭昭第《中国智慧美学论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