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想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风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侯，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删述“六经”，创立了以仁礼学说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将仁义礼智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为立国的必由之路。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这绝非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经”被尊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它们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学科——“经学”。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人生理念、国家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比肩。皮锡瑞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梁启超说，宋元之后，《四书》成为全社会最基础的读物，故而成为大众“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经过漫长的探索，确定以经、史、子、集为中国文献分类的总纲，而以经部文献为万籍之冠，学者奉若圭臬，“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体系，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学领域最具区域特色。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的学术特点。可惜前人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既有的文化体系，仓促而粗暴地将最重要的经学逐出了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孔子与经学的知识精英依然大量存在。梁启超《国民必读基本书目》的第一本即是《论语》。当年在清华，王国维亲自为学生讲授的课程是《尚书》《仪礼》《说文》。马一浮更声言，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2001年，发表关于“新经学”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彰显了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举国倡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经学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而在当代的大学学科目录中，经学学科依然缺位，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文科体系的迷悟，在大学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摘编自彭林《重建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光明日报》2018年12月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