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其发展、更新的情况，要比科学显得稳定。尽管科学也是大文化中的一种，但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人类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反映，而不像文学、艺术及社会学理论，主要是反映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的稳定性，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稳定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价值体系得以维系、保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以艺术品来说，越是古老的艺术品，价值越高。因此，文化有天然的迟滞性、传统性。文化要克服自己的这些稳定特性，向前发展，除了社会的需求、自身的演变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动力因素外，还有一股重要的动力，就是自然科学的冲击和影响。

文化和科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艺术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原始的岩画、舞蹈、陶器等艺术的萌芽，都同当时的技不——火、颜料、制陶术等密切有关。艺术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最早的艺术起源，是在人类最早的两项重要技术发明——火的利用和工具的制造出现以后才诞生的。

人类历史上有过三个文化和艺术的鼎盛期，而这三个时期又同时都是科学技术的鼎盛期。第一次鼎盛期出现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既产生了天才的艺术家，也产生了天才的科学家。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朕系。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提出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律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同时是美学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了美学的概念，认为“美就是和谐与比例”。第二次鼎盛期是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文化的繁荣与科学的巨大成就如日月相耀，出现了像达·芬奇、丢勒等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上同是时代巨人的天才。第三次鼎盛期是现代。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同时，现代的文化艺术也因而达到了历史的峰峦期。

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我们在研究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因素考虑进去，必须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汇流的发展趋势中，把握当代文化发展的走势。科学与文化的高度汇合，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我们分析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文化的背景时，应该研究该社会、该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普及程度上，来更全面地分析该社会、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准。同样，当我们制订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计划、规划时，也应该考虑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文化发展的滞后往往是造成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影响因素。

落后的、封闭的、保守的、愚昧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延缓、制约、打击、抑制科学的发展。欧洲中世纪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成为一个漫长的黑夜，就是因为宗教文化、神学文化扼杀了许多科学的创见，使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同样，中国在古代曾有过灿烂的科学文明，但到了近代却落后于世界，其原因同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有关。因此，不变革这样的文化背景，不提供新的文化背景，科学是不可能兴起和发展的。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科学的文化影响在不断更新。但是，科学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发扬光大，同时也很需要用科学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影响。现在，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我们认为科学技术还应同文化协调发展。只有科技、文化协调发展了，经济、社会才能得到发展。这在当前我们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全社会增强科技意识时，尤其要加以考虑。

（节选自姚诗煌《当代科学对文化的影响》）

“群”与“众”密切相关，“群”本身就有“众”或“众多”的意思。《国语·周语》讲：“人三为众。”正是由于“群”与“众”相近，所以形成了“群众”组合词，代表“许多人”“众人”。古典文献存在“群众”一词的使用现象。例如，《荀子》：“群众不能移也。”进入20世纪，“群众”与“人民”“大众”等基本同义。

先秦儒家不乏“众”的论说，某种意义上发展了一种“众论”。孔子的“众论”极富特色，内涵深刻，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特有的群众责任观念。在儒家视野中，为政者的群众责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则主张爱众。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对民众的爱。为此，孔子对弟子提出了孝悌、谨信和泛爱众等责任伦理要求。对于孟子来说，爱众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众同乐”。他认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而在“与人乐乐”中“与少乐乐”又不如“与众乐乐”，体现了爱民众的责任担当。

二则强调济众。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仁者能够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广泛地给予人民以好处，又能接济广大的民众，不仅属于仁者，甚至就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这里对仁的诠释，包含着对仁者爱民济众的政治道德要求。

三则倡导得众。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不但括明了“仁”为“爱人”和“知”为“知人”，而且阐明了真正的智慧之人应当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对此樊迟不理解，孔子弟子子夏解释：舜汤之所以拥有天下，就在于注重从人民大众当中选贤任能，使得心存不仁不义的人选离。“选于众”就是“得众”，就是“尊众”，体现了原始民主精神。

四则提倡容众。与“宽则得众”一脉相承，孔子弟子子张从人际关系角度阐明了“容众”的责任伦理。子张认为，不论一个人可不可交都应当与之交往，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既赞美善人又同情能力差的人，关键是自己要具备贤良之德，如此才有拒绝别人的资格。显然，子张所倡导的是普遍交往准则，追求的是“尊贤容众”的责任美德。

无疑，儒家所彰显的爱众、得众、济众、容众等群众责任观，由于缺乏现实经济政治基础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它毕竟表达了对广大民众的关爱之情，对民事民疾的同情之感，对民众力量的认同之心，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摘编自涂可国《得众济众——先秦儒家关于为政者的群众责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