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道》篇中的一则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尧如何治理百姓，尧回答说，自己不慢待孤苦伶仃的人，不放弃贫穷的人，悲悯死者，喜爱小孩，同情妇人。舜说：“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问原因，舜说，真正的治政应该像四时运行有序，像昼夜交替有常。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把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书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甄士隐、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虽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颇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另外，贾府、朝廷、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

(摘编自王冉冉《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

世界上有没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呢？截至目前，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的相貌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基因。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或者同一个族群内部的个体，因为基因相似，往往有着相似的外貌。但是，同一个族群的不同成员之间的相貌也有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变量以及它们的各种排列组合的总数是惊人的。问题在于，人类只有不到3万个基因，其中直接负责脸部结构的基因更是少得可怜，它们当中大部分还是和某些遗传病有关的，比如唐氏综合征患者特有的脸型。除此之外，负责健康人相貌的基因数量非常少，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所以说，决定人类相貌的不仅仅是基因，而是整个基因组。

所谓基因组，指的是人类23对染色体上的所有DNA序列，基因只是其中负责编码蛋白质的DNA片段而已，它们的总长度加起来只占人类基因组总长度的2%。换句话说，人类基因组当中有98%的片段都不直接编码任何蛋白质，因此曾经被科学家们称为“垃圾DNA”。后续研究发现，它们并不都是没用的垃圾，其中含有大量具备调控功能的DNA片段，这些片段就像电灯开关，负责启动和调整基因的功能。如今该领域已经成为基因组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些调控基因是很好的药物靶点，也是解开很多生命之谜的关键所在。

作为哺乳动物，小鼠脸型的发育过程和人类非常相似。美国科学家艾克索尔·维瑟尔博士及其同事们决定从小鼠胚胎入手，找出所有与脸部发育有关的增强子（Enhancer）。增强子是基因组中特定的一些DNA片段，能够有针对性地调控基因的功能。最终研究人员一共找到了4399个与脸部发育有关的增强子，其中一部分增强子属于基因开关，比如可以让某个基因只在鼻子上发挥功能，却在面颊上失效。另一部分增强子则可以联合起来调控各个基因的活性，从而调整脸的各个部分的比例。

这个结果说明，虽然负责脸部发育的基因总数很少，但负责基因功能的调控因子的数量却非常多，正是这些调控因子的存在，才使得不同小鼠的长相各不相同。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还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培育出一种转基因小鼠，其体内有3个增强子被去掉了。结果这批小鼠的相貌全都发生了细微但却统一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和对照组区别开来。

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调控方式是非常聪明的。基因是生物最重要的资源，轻易改变不得。用增强子的方式来调控，可以让小鼠不用改变基因本身，就可以单独地调整脸部各个部分的比例。

最后，研究人员测量了这些增强子的DNA序列，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在人类当中找到同源序列，这说明人类很可能也和小鼠一样，是通过增强子来控制相貌的。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总数虽然很少，但增强子的数量可以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的相貌会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

（选自袁越《人的相貌是如何决定的》，有删改）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中西文明互鉴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做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做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做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