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如果说在世界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已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陈平原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则又回到了“冷板凳”。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年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存。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中国绘画可以追溯到上古史前时期，岩石、彩陶发饰可称为最早的绘画。彩陶本身是土红色，用黑白两种颜色来装饰，它的装饰主要是由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几何纹样组成的，色彩对比强烈明快，造型浑朴自然。

从重彩画来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漆工艺的发明。在般代的遗址中已发现画有色彩图案的漆片，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到战国时期，漆器大多用鸟兽、鱼纹来做装饰，富有变化，装饰味也很强。有的漆画在黑漆底上以赭、黄、朱红、灰绿、金银等色彩表现物象，格调深沉热烈，富丽堂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千多年前人们对色彩的认识与运用以及当时重彩画精湛的艺术水平。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帛画是古代绘画的代表。强烈的对比是这幅作品的一大特色，在色彩上尤为明显：鲜亮的红色与浓重的青黛、深棕色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在白底上黑、红、黄、赭、青、绿、紫这些颜色都有，有的是用颜色勾轮廓，里面再涂别的颜色。这都说明当时在重彩技法上的经验已相当丰富。西域佛教画的传入，在色彩上无疑给了画家一种新的刺激，开阔了画家的眼光，色彩的运用日渐熟练。

色彩在中国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到唐代，已发展至鼎盛。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有了新的高度，绘画也获得了极大发展。色彩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更是备受宠爱，色彩的运用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的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大量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的文化成果；二是要用华丽的色彩、辉煌绚烂的格调来描绘歌舞升平的景象，来反映唐代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色彩在唐代辉煌的高峰上停了下来。由于历史原因和绘画观念的局限，色彩再没有力量向上冲击了。宋代是水墨画急剧发展和勾线填色原地踏步的时期；而自元代后，水墨画便以绝对优势主导了中国画坛。色彩不仅在画幅上的位置越来越小，而且也变得越来越淡。大青绿山水让位于色彩较弱的小青绿山水，以墨为主的浅蜂山水广为流行。墨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高雅深奥、超见脱俗，而且在不同的纸、纲上由于笔所含水分的不同，能产生晕开或干湿等不同效果以及明暗浓淡的变化，还能表现物象的质感、量感和色彩感，显得单纯而又丰富，耐人寻味，而色彩则被认为显得火气、俗气。在尊墨的大气候下，一批杰出的画家如郭愿、米常等在山水画上抛弃了唐代以来金碧辉掉的画风而追求平炭清新，水墨画就成了这种精神特点的最好寄托和我体。水墨画的确立和完善，成为后世“文人画”所特有的绘画表现形式，且得到了长是发展、收她与我国原有的老庄哲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到了近现代，中国画色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奋起呐喊，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在绘画方面把矛头直指文人画，打破了一时沉寂的空气。正是这一变革，中国画色彩风格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体现了时代精神。无论是重彩工笔，还是重彩水墨写意都呈现出蓬勃生机。这一时期水墨和重彩的结合，推动现代中国画色彩的向前发展。

（摘编自董有国《中国画色彩地位的变化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