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环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了这些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客）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代需求。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作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那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徙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作了一首歌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作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诗官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到达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文字有改动）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提出：“公元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比西方有成就得多，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对此，除了有学者就命题本身的客观性、科学性进行研究外，更多的学者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去求解，但都没有深入关注到传统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直觉体悟式思考等。“天人合一”的思想把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看成统一和谐的整体，建构起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统一模式。直觉体悟的特点是摒弃逻辑推理，通过意识活动直接领悟事物的本质。如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宋明理学讲“求理于吾心”，均是直觉体悟式的思考方式。

这类思维方式在推动中国文明发展方面曾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逐渐显露出诸多不适应。

其一，不利于分析和追求精确性的思维方式形成。“天人合一”的思维导致传统中国人在观察世界时，不能把主体和客体区分开来，不注重对客体进行精确分析，只是满足于将朴素直观的认识和生产经验进行简单的综合和抽象，获得一种整体性认识。而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坚持实体论以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使西方人重视探索自然，以分解的观点看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恰恰需要分析和追求精确的思维方式，但中国农耕文明思维方式没有催生出这种追求精确性的精神。

其二，不利于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直觉体悟式思考虽然具有突破认识程式化的作用，但这种重直觉、轻论证，不求精确与严密解释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走向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经验性的观察与综合是科学知识形成的重要前提，但经验性知识的综合如果少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是靠直觉体悟，不可能达到理论高度且形成科学体系。

如我国在唐朝时期，建筑与工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力学：我国在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天文材料和经验认识，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天文学。

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逻辑路线，不能有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话语解释权。中国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在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它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是到了近代在有些方面显得不适应，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否定得一无是处或者认为已经丧失全部意义，更不能定性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就一定是落后于西方的思维方式。

（摘编自熊燕华《李约瑟难题新探——基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