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儿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能让他修饰成鲤鱼的眼睛。树死了，木匠却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这十里八乡要做的那些精细别致的木工活儿，离开他还真的做不好。他木工的作品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结实耐看！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我在一边，就像看精彩的舞台表演，好过瘾。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粗糙的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儿。他宁可憋在家里弄那些丑木头玩，磨、刨、钻、刻，忙得自得其乐，也不愿意接那些粗活干。而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吧，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那懒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非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要是他特别喜欢做的木工活儿，即使别人给他钱少，他也愿意干。”我说：“这人，好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木匠活儿手艺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我忽然明白了：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活儿不想做。”

（选自《小说月刊》第3期，略有改动）

行吟阁遐想

（黄秋耘）

前几天，翻出一张旧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武昌东湖旁边的行吟阁。这张已经开始有点褪色的照片，引起了我一段深沉的回忆。

五年前的初春，我因事去广州，路过武汉。在一个大雪后的晴天，我前去东湖，在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一带盘桓了大半天。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屈原，我有一种“旷百世而相感”的特别感情。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读《离骚》，每读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时候，总是“晞嘘而不可禁”。不过，我真正理解屈原的精神和《离骚》的真谛，还是在直接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以后。

说起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闻一多先生主讲的《楚辞》是我最喜欢的功课之一。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我还记得，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教室，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接着，他就边朗诵，边讲解，边发挥。时而悲歌慷慨，热泪纵横；时而酣畅淋漓，击节赞赏。与其说闻先生是以渊博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毋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悲悯情怀感动着我们。1935至1936年间，敌人的铁蹄已经越过了长城。那时候，几千里锦绣河山，几十座繁荣城市，都已经遭受践踏。旧时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沦陷的国土上，南瞻北望，又何处不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艰难的岁月跟屈原的时代是多么相像啊！因此，闻先生的孤愤高吟、长歌当哭，就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同感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在闻先生的灵魂里就活着一个屈原，他好像就是屈原的化身。

且说我那天来到了行吟阁畔，东湖两岸，积雪茫茫，素裹红装，江山如画，四顾无人，万籁俱寂，连几里外水鸟振翅的声音都听得到。我参观过屈原纪念馆之后，又在矗立湖滨的屈原像前凭吊一番。我仿佛看到这位项上挂着花环、腰间佩着长剑、足下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披发伫立，蹙额低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我又仿佛看到穿着破旧的长袍、飘拂着长髯、背着双手的闻一多先生，昂首仰天，血脉贲张，作狮子吼：“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想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后来这两个形象就合而为一，何者是屈原，何者为闻先生，我都分不清楚了。

我无意以古人喻后人，以后人比古人，但一接触到与屈原有关的事物，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风貌。的确，他们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无论是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贞，还是斗志的坚强，死事的壮烈，都是颇有些相似的。因此，漫游之余，我又忽生遐想：闻先生是湖北人，且曾几度寓居武昌，假如在行吟阁上，屈原馆中，另辟一室，、陈列先生的衣冠遗物、著作手稿以及金石创作，使这古今两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相得益彰，也许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吧。作为一个景仰闻一多先生的学生，我是殷切地期望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