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学，有人指出，文学不过是一种生产活动。这是有道理的，他说出了在市场经济下文学存在的状况。这类文学我们称之为可以量产的“类型文学”，诸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这类小说都有一些吸引读者的手段，例如侦探小说提供智力游戏的快感，武侠小说依托尚武精神描写武功的神话，言情小说则讲述才子佳人和多角关系的故事，科幻小说讲述对未来猜想的科学梦幻等。“类型小说”最早主要通过报刊的连载发展起来，受市场经济的支配，所以只需将一些套路固定下来，把握其中的要素，形成生产流程，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地生产。这一类的小说可以在读者中培养接受习惯，形成固定的消费需求。

在网络文学中，“类型文学”发展得更快，出现了奇幻、仙侠、穿越、灵异、二次元等网络小说。由于网络小说的即时性和连载性，以及写作者与阅读者有更多的互动，其形成固定生产程式和消费习惯的速度也更快。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类“类型文学”，它的出现，是市场条件下文学生产的必然产物。类型产生惯例，形成套路，固定要素，以更方便生产，同时，接受者也形成了接受定式和习惯，消费时依类选择。

然而，文学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走向类型化与反类型化冲动之间摆动。这种反类型化的内在冲动背后的动力源，就在于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在于表现和传达真情实感。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如果没有作者真实细致、进入到人心深处的描写，就只是一个情欲泛滥而自取灭亡的类型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从一个出轨女人最后走投无路自杀的滥俗故事，成为感动世界的杰作，这些都是由于情感溢出了故事本身，作者点石成金，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而这种“经典性”文学却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其实，金庸如果只写武侠之士的盖世神功，其结果也只能生产一般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价值就在于溢出武侠故事本身而书写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虽然被归入科幻类型，但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对他们命运的关心，在小说中所赋予的人性和人情，就使它们溢出了“类型文学”的范畴。有了这种“真情”，它们就具有了文学性，具有了艺术性，才能溢出“类型”。

所以，文学艺术重要的还是要传情达意。托尔斯泰说，作家在创作时，要“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的感情”，然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他得出结论，“这就是艺术活动”。理论家会围绕接受者能否获得同样的情感而展开争论。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情本身。作家心中要有理想的读者，将情感诉诸文字，向这些理想的读者倾诉，而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与作者进行沟通，分享这一份情感。作家用自己敏感的心体察世界，将“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真实感受写出来，传达到读者的眼中心中。这时，作者就不是传递一种知识，而是传递一份体温；他写出的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5日，有改动）

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