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选自2009年7月22日《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