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2012》为我们描绘了2012年从美国黄石公园开始的火山喷发的恐怖景象，可谓让人怵目惊心，有的观众至今还心有余悸。

火山是地下深处的高温岩浆及其有关的气体、碎屑从地壳中喷出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形态的地质结构。岩浆喷发的数量是衡量火山释放能量的一个指标，即火山爆发指数(VEI)，VEI最大指数为8(喷发岩浆>1000km3)。如果VEI指数达到8，这样的火山被称为超级火山。美国的黄石公园、希腊的桑托里尼、印度尼西亚的多峇和新西兰的陶波都是超级火山的遗址。超级火山和一般火山不一样.它规模巨大，很难被人察觉其准确位置。超级火山也不像一般火山那样频繁喷发，它的喷发周期一般为10万年左右，离现在最近的超级火山是7.5万年前苏门达腊岛喷发的多峇火山，导致了上千年的迷你冰期。

超级火山一旦喷发，其破坏力是不可想像的。超级火山摧毁生命的巨大威力于喷发时产生的大量火山灰与二氧化硫气体。位于火山附近的人类和其他生物根本无法承受高温高速火山碎屑流的冲击。即使是远离喷发区的人，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吸入降落的火山灰，就等于是吸入细小而锋利的钢针。火山灰进入肺部，可导致肺部血管膨胀，最终令人窒息而死。二氧化硫是超级火山喷发气体的重要部分，它对生命的致命影响在于，二氧化硫会改变地球气候，进而危及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为了解超级火山喷发会对地球造成怎样的影响，科学家用电脑对此进行了模拟，模拟显示，超级火山喷发的确能造成气温下降与冰期的形成。

根据电脑的模拟，超级火山喷发后，二氧化硫气体进入大气，与水分子结合成为硫酸，形成硫酸云，这片持续扩大的硫酸云开始移动，覆盖喷发现场周围广大地区。随后，硫酸云慢慢遍布大半个地球，阻挡住日照并将日光反射回太空。即使天空看起来依旧明亮晴朗，却仅有少数阳光得以穿透云层。与此同时，由硫酸与火山灰组成的致命浓云，将地球上的动植物与大部分人类慢慢杀死，植物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逐渐枯萎死去，自然界的食物链遭到破坏，最后动物与人类死于大饥荒。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地球上的积雪与冰封地区开始增加。积雪和冰层也会反射阳光，地球气温因而继续下降.地表被冰雪所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于是更多的阳光被反射回太空。地表气温就这样失去控制，每况愈下，冰河开始形成，海水也随之变冷，地球逐渐进入冰河期。

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①众所周知，“公”是相对 “私”而言的，公共空间自然应该不同于私人空间。一家人坐电梯下来，电梯就是你的私人空间，一到大厅，有了外人，马上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应该小声说话。为什么?怕干扰到别人。这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可是，即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还是到处可见抽烟、吐痰，甚至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大声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总是将其归因于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开来。

②这□□是没错的，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③所谓“公共空间”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日常公共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是无所作为的，只要遵规矩、按常理、循旧俗就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将各种各样的私人意见、看法、观点等汇集为公意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公共意见”。当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需要的是理性，要让人说话，同时要辩论。

④中国人的古训是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而康德却说只有在公共场所，你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在私下里，你倒真应该执行你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国民”，“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共同心”，再以后，到1897年，就有人提到了“社会”这个词，专指国家之外为某种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于是“社会”就成了“绅士”表达其个人意愿的公共空间。而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

⑤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就叫“公共意识”。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公民的意识，知道我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知道我可以也应该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个人的不同见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个人的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获得别人的承认。“公民”，按其本意，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他对这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一旦“意识到”，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把本属“私”的东西变成“公”。

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也曾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他主张设立学校，并且认为，设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从而起到限制专权的功效，使学校成为绅士的公共空间。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私”所指的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家族的代表就是绅士。

⑦这当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个人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害怕家族完全取代了个人，害怕家族中的“家长制”蔓延为全社会的行为规则，然后又成为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依据。家国一体，社会的伦理秩序就是国家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人们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态度。

⑧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中国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根本前提。

王烈：甘做乡野一画贤

罗先哲

王烈学画之初，就对竹兰情有独钟。四十余年来，他对宋代文同至清郑燮、蒲华等一百五十余位兰竹大家的作品，逐一反复研究，探索其神韵，得其精髓，力创新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殿堂。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烈得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家中有一部日文版的《支那书画大成兰竹集》。这部书在山东已是孤本，于先生视为传家宝，从不外借。一个深秋飘雨的季节，王烈从淄博赴济南于先生家登门求借。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当场作画。于先生被王烈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破例将画集借给王烈，但与其约法三章：一是只能自己看；二是必须亲自送还，不准邮寄，不准托人捎送；三是限期七天。王烈抱起画集，如获至宝地急速赶回淄博。他买了几大包饼干，提了几暖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五天六夜，他未走出房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又临摹了二百八十六张兰竹画。第七天中午，王烈赶往济南，推开于先生的家门。当于老得知他在五六天内竟然临摹了那么多兰竹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烈异常疲惫地赶回淄博，回到宿舍怎么也脱不下鞋子——脚背肿得撑破了皮，小腿肿得像牛腿。正是凭着这种执着精神，他的绘画技法越来越精。

“师从古人，师从造化，师从我心”是王烈从事国画创作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20 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王烈九下江南写生。其间，同去的画友都忙里偷闲逛城市、买东西，他则一头扎进竹林里，细细观察体会，找素材、写生，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风雨雾露、春夏秋冬，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竹子的变化，历历在目，颇有心得。每次从江南返回淄博后，几百张写生素材摆满了床上地下，王烈一张一张地回想着翠竹的长势与变化。一时兴起，挥毫即作，江南幽篁，亭亭立于纸上。每一张画中，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才智，韵味无穷。

在传承与变革的问题上，王烈经过多年的思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是探索画竹的构图，大胆创新，不拘泥于古人，亦不蹈今人，精、简、奇、崛；二是在题款上，善于用简洁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词语，使题款与画作和谐一体，珠联璧合。东营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王烈先生的兰竹，按其功力来说，已经可以进入大师之境界，但先生的闲云野鹤孤傲不群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

“闲云野鹤，孤傲不群”。王烈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这种品格。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已届不惑之年的王烈，远离闹市，在颜山城南山顶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原是看林人的山房，这座小山房，不足二十平方米，四周无路，全是碎石，路滑难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他才下山到单位去，平常就在此专心致志地创作，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十分舒心。

1993年内退后，王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利津县台子庄的老宅子里。干干净净的农家院落，低矮的院墙，简陋的木门，门上方镶着“兰竹苑”的牌匾，院里栽种着翠竹和兰草，满院滴翠。屋前有供来访朋友喝茶、聊天、下棋用的石桌石鼓。堂屋门口贴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泥舍久居心自乐，下联为：篱院长守身更舒。横批：老屋隐士。

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何避居乡间，王烈坦诚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遗憾和愧疚？决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地位、金钱和荣誉，而是作品缺少激情和灵感，没有把内在的感情倾泻出来。艺术需要孤独，艺术家需要静心。”

王烈对自己的绘画要求非常严格。每次画好一幅画，总是要挂在画室的墙上自己先看。看上几天后觉得不足，心中萌生出新的章法和构思，就铺纸挥墨另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每作一幅画他都认为不完美。“画，愈画愈难。”这是王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时常对人们说：“我画画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在起跑线上。”

王烈在艺术创造上一贯主张求真，鄙视哗众取宠，不愿包装与炒作，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国画艺术的探索。不逐名利，务实自励，默默耕耘。“退掉官方协会茧，甘做乡野一画贤。写兰写竹写自我，自由自在天地间。”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鸡鸭名家

“三爷，鸭都丢了!”

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手，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

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二五八集期，父亲也带我去过。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的一闪，快如疾箭。

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

围着的人说：

“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

“哎，除非陆长庚。”

“只有老陆，陆鸭。”

陆长庚在哪里?

“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祃、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幺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

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

“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里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

“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教你裹来了!”

倪二分辩。但也没用。他一伸手捞住了。

“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

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

他问人。

“你说多重?”

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

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

“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取材于汪曾祺的同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