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很美

——关于马思聪及《思乡曲》

张全民

①在浮华的尘世中，我常常是怀着乡愁的冲动从马思聪的《思乡曲》出发去寻找自己的故乡的。

②我无数次地听过这首美丽而又略带忧伤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之作。每当那如歌的思乡主题旋律从小提琴的弓弦之间慢慢地流溢而出时，我的灵魂仿佛马上从沉重的肉身中游离了出来，开始朝着故乡的方向行进。

③于是，穿过漠漠的云烟，我似乎又看到了故乡秀丽的山水和深深的巷弄，看到了田野上自唐诗宋词里翩翩飞来的白鹭，看到了波光滟滟的江面上的渔舟唱晚，看到了梧桐树下夕阳影里父母期盼的身影。

④我喜欢这种灵魂还乡的感觉，即使是跋涉千山万水、历尽艰难险阻，即使是幻梦一场，那叶归舟最终并不能真正在故乡靠岸，我也喜欢。譬如秋天的一个黄昏，夕阳沉沉地坠了下去，南飞的雁群从洒满余辉的天边缓缓飞过，长河边的芦苇在秋风中瑟瑟作响：譬如春天的一个夜晚，卧睡在老房子里，潇潇的春雨轻轻地敲打着鱼鳞般的瓦屋顶，夜航的船马达嗵嗵作响地从镇边的河流里经过。还有，在有月亮的晚上，天地澄净，清辉四溢，仰望着夜空中皎洁的明月，而《思乡曲》的旋律正好渡着月光悠悠飘来，心中更是生起无限的美丽乡愁，才真正明白：故乡之于人的意义还并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眷恋和怀旧，更在于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上的血脉维系和灵魂回归。

⑤听马思聪的《思乡曲》，我的灵魂还常常在小提琴抒情的慢板中走进音乐家的悲欢人生，走进命运的变幻天地，去独自谛听一段生命凄美的绝唱，去独自品味一份困厄中爱的执著。

⑥年轻的马思聪才华横溢，二十来岁就创作了著名的《内蒙组曲》，《思乡曲》就是其中的第二乐章。然而不幸的是，在后来的那场文革浩劫中，马思聪也和当时的许多文化名人一样，无以避免地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不少人受不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屈辱，最终没有跨过那道命运的门槛，悲愤凄凉地离开了人世。生性谨慎憨实的马思聪当时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内心也时常萌生弃世的念头。然而，在不少亲戚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被逼无奈的马思聪最终鼓起勇气选择了惊险的逃亡，携家人历尽重重危难，辗转香港，流亡到了美国。异国他乡，马思聪凭借着自己过人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生活也过得比较安稳。然而戴着一顶“投敌叛国”罪名帽子而有家难归的他，内心却一日都不曾平静过，月夜寒灯，孤馆无眠，马思聪常常朝着故国的方向拉起他的《思乡曲》，倾诉着他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和生命悲凉之情。

⑦也许是一种宿命，艺术华美的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凄楚和辛酸，文化史上不少艺术家都无不经受了人生的种种苦难，而后才在生命的砥砺中真正臻至艺术的巅峰。马思聪二十来岁就早已成功地写出了优美的代表作《思乡曲》，但没想到，命运还是让他在晚年尝尽了流亡他乡的颠沛和思乡之苦，真是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⑧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哭了，他还请求他的夫人不要理会他，让他哭个够，他流着泪说：“这个世界很美!”

⑨每每在听《思乡曲》的时候，倘若纷飞的思绪不经意间忽地触及到马思聪生命中的这个感人细节，我的泪水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是的，这个世界很美，只有在内心里深深爱着故国和亲人，深深爱着生活和艺术的人才会真正感知到这个貌似无情的世界的美丽，才会在历尽劫难之后依然坚守当初的那份热爱并且由衷地生发出对于世界的感恩之情。

⑩小提琴如歌的倾诉又回旋而来，我蓦然觉得有一缕来自故乡的春风。

雷抒雁的名字叫诗歌

“一种独特的诗声歇息了，中国现今诗坛一颗明亮的诗星陨落了。”2013年2月14日，当代杰出诗人、作家雷抒雁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享年71岁。

雷抒雁早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诗人的特质。上学的时候，很多东西他都能比别人早发现，要快半拍，还很勤奋，口袋里总是放着一个小本子，听到一句什么话，看到一个感兴趣的画面，他就记下来，这成为了创作的素材库。

“钟的名字叫声音”，这是雷抒雁的诗句。雷抒雁的名字叫诗歌，他同《小草在歌唱》《空气》《父母之河》《太阳》《告别永恒》等诗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诗视为人生的一道道“擦痕”，或伴着小草存在，或在树叶上留痕，甚至如同波纹一样在河流中出现和消失。但不管如何，他的诗作都有着分明的个性。

他是现今很少真正具有诗人气质和诗才的诗人。

由于对诗歌投入了一生的情感，所以雷抒雁始终关注诗坛的一举一动。2013年，《星星》诗刊扩刊，二十多天前，雷抒雁还向诗刊主编梁平提及此举是诗坛的一件大事，是大动作。去年，他为小学二年级学生赵若凡的儿童诗集《月亮生锈了》撰写评论，并提出恳切的期待：“孩子的写作，应该保持它的原生态，像蓄满水珠的云朵，让雨点自己降落。我读过许多孩子的作品，感到那雨水像是‘人造雨’，极不自然，不时露出成人的‘马脚’。”

爱之深，责之切。他一度痛陈如今的部分诗人缺乏健全的人格和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缺乏厚实的生活和真情的投入，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热衷于流行一时的“网络体”“微博体”诗歌。他指出这种诗歌没有提供诗最本质的东西，诗人没有用心沉静思考，随心地用键盘敲击，这跟跳迪斯科一样，想怎么扭，就怎么扭，很快就被人淡忘了，“用墨写的诗，斧头也砍不下来！”雷抒雁告诫同道们。

敢说话，敢说真话，雷抒雁把诗人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一次古体诗词研讨会上，雷抒雁正色地说：“今天参加会议的全是诗人，本来没有什么尊卑贵贱，在诗的面前一律平等，以诗论高下。可是你们弄这么个主席台，按官职排位，这还是研讨诗吗？”这风骨，这名节，真豪杰！

雷抒雁能够生长成为一棵诗歌常青树的秘密在于他生命至上的诗歌创作观。雷抒雁始终致力于表达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启蒙。沿着这个方向，他逐次拷问生命的重大系列命题，例如永恒与瞬间、生与死、城市生活体验与乡村生活经验。这个过程中，雷抒雁的诗歌进一步转向对生活世界的个体体验的关注，朴实贴切的语言表达，贡献着他过人的生活智慧，为新诗开辟一条稳健的道路。

雷抒雁的诗歌为诗坛提供了一种灼人的热度，一种深邃而大气的方向，一种“力”的美与震撼。诗人对大地和祖国的深情，真诚崇高的人格之魂，以及他丰赡的文学经验与业绩，都成了当代中国诗坛的精神象征。

“桥”是雷抒雁诗歌创作的重要意象，这恰好是诗人的自我象征，他连接了传统和现代的两端，从传统走来，向现代走去。他的诗作既有泥土气息，又有现代意味，在真挚中透着深刻，在大气中蕴含灵秀。

“我们全民族正在努力完成一个‘中国梦’。这正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一个梦想。”这是他去世前二十多天的时候写下的励志之语，如今，诗梦犹在，斯人已逝！

（选自中国作家网，有删改）

材料一：

按照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的理解，所谓新文创其实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即通过广泛的主体连接，利用VR、AR、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IP（即知识产权，是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在内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构建。

中国城市文创产业最早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排在第一位的是上海，而后才被北京在2014年一步步超越，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科技”的融合使得其他城市在文创产业的发展上获得了便利条件，抛却基数，很大程度上各城市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阿里，杭州的文创产业发展迅猛；因为腾讯游戏，成都的文创产业也暴得大名。

单以过去一年抖音上的城市为例，在这一波的短视频热潮中，我们看到成都、西安、重庆、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其活跃程度超出想象，反而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这方面的声音被削弱。这其实正是新文创时代城市竞争的缩影。

（摘编自《2018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报告》）

（数据国家统计局）

材料二：

新文创的崛起，需要产业的支撑，更需要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文化始终是IP的灵魂所在，产业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灵魂与动力，缺一不可。腾讯动漫的漫画《一人之下》有道家文化的影子，腾讯影业重点打造《庆余年》《藏地密码》等影视作品，也是看到了其深厚的文化价值。文化从来都不是速成品，在新文创的时代，产业融合有了更大的空间，资本运作有了更广的天地。然而，要打造一部好的作品，也许更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很多年的精心雕琢。这既考验着产业的定力，更考验着创作者的耐力。

（摘编自《新文创呼唤更多匠心》，《光明日报》）

材料三：

随着我国温饱问题的全面解决，生理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国民整体越来越富裕，已迈入了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更丰富、更多元化、更个性化的需求，反映到消费面上，亦需要相对应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和服务。

如今处于互联网时代，受众日益年轻化，视野更为开阔、国际化，对文创产业有着更高的要求，传统文化亦受到了很大影响，开始通过创新来适应新生代的需求。最典型就是故宫，近年来不断推出新文创产品，举办各种创新活动，今年春节期间的“在故宫过大年”“上元之夜赏灯”“故宫火锅店”等吸粉无数，600年历史的故宫，呈现出一个年轻态的新面貌，亦激活了相关新文创产品。

同时，以天猫、淘宝、盒马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也成为文创的新载体，传统文化依靠互联网力量开始复苏。例如，博物院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平台得到传承；中华老字号触网焕发新的生命力……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传统文化与网络全面融合取得巨大成功，标志新文创力量强势崛起，文化赋能商业的“新文创”时代已经到来。

优质文创产品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发“刷屏”式的全民关注，充分证明了精品文创对释放消费动力的关键作用。依托互联网的平台效应，新文创消费将成为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带动经济稳健强劲增长。

（摘编自《“新文创”时代已经到来》，《青岛日报》）

材料四：

“工匠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中国制造”的粗制滥造；“传统文化”的缺失，造成了“中式设计”的审美断层；“品牌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民族企业”的昙花一现。若要做好中国文创，首先是对供给侧（生产者）进行“工匠精神”“创意设计”“品牌建设”的赋能。

而对于需求侧（消费者），则更要加强市场的培育。在中国人的消费思维里，“物美价廉”的消费思维几乎贯穿着每一个消费阶层。中国文创若要取得质的飞跃，就必然会走向“好品质、好设计、好品牌”的“物美价高”之路。这显然与中国消费群体普遍追求“物美价廉”的思维背道而驰。因此，当下“中国文创”所缺的不仅是供给侧（生产者）对“物美”的创造，更是需求侧（消费者）对“价廉”的改变。一旦市场形成了“物美价高”的普遍认知，就是给文创产业注入了源头活水。

（摘编自《中国式文创到底缺了“啥”？》，《工艺中国》）

奧斯维辛集中营逃狱记

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这里曾经关押了数百万人，成功逃脱的只有144人，波兰人卡齐米尔兹·皮乔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91岁高龄的他讲述了70多年前成功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以及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活。

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口处负责路障的一个党卫军士兵感到害怕，不知所措，因为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汽车就在他的面前。车里有4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其中一名少尉正朝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

“清醒一下，你这个家伙！”那个军官喊道：“赶快放行，要不我打死你！”那个卫兵吓坏了，连忙升起路障，让这辆马力强大的汽车过去，开远了。

然而，要是这个卫兵走近一点看，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汽车里那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因害怕而变得灰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党卫军，而是穿着偷来的制服、开着偷来的汽车的波兰囚犯。而行动的策划者——那名“少尉”，就是皮乔夫斯基。

皮乔夫斯基说：“我们是被送到那里的第二批人，被迫参与集中营的修建。”囚犯们每天必须工作12至15个小时，在隔壁建造一座大型的新营区。

皮乔夫斯基回忆说：“在开始的3个月里，我们全都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纳粹党卫军不断地杀害囚犯——用警棍将他们殴打致死，这是解决集中营拥挤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饥饿、超乎想象的暴虐和体力劳动将集中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所有这些如今都记录在案。但是皮乔夫斯基记忆中的细节仍然令人震惊。囚犯们每人发一把勺子和一只锡碗——不仅用于吃喝，还要在晚上当尿盆使用。“如果谁的勺子丢了，就要像狗一样就着碗吃；如果碗丢了，那就一点汤都喝不到了。”他说。有时候，德国卫兵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假期而杀人。皮乔夫斯基说：“当卫兵们感到无聊时，他们会取下某个囚犯的帽子扔到远处，然后再命令他去捡回来。当囚犯跑过去时，他们就朝他开枪。然后声称该犯人试图逃跑，被他们阻止，于是为此得到三天的休假。”

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如何应付这样的生活？皮乔夫斯基说：“有些人祈祷，但是那些在他们到来之前被关进集中营就曾祈祷的人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

有6个星期的时间，皮乔夫斯基被分派运送处决后的尸体。“死亡墙位于10号和11号楼之间。卫兵们将囚犯们排成队，然后从背后朝他们头部开枪。”随后，就会有一堆脱光了衣服的尸体，由皮乔夫斯基抬着脚踝，另一个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车上，再送到火葬场。“有时一天是20具，有时是100具甚至更多。这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重复说：“还有孩子。”

一天，一个名叫尤金尼厄斯·本德拉的乌克兰朋友来找皮乔夫斯基，本德拉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机械师，在集中营的汽修厂劳动。他告诉皮乔夫斯基，德国人准备处死他（本德拉），已经列入死亡名单。皮乔夫斯基说：“这一下我彻底绝望了。”于是，逃跑的计划萌发了。

1942年6月20日，早上在仓库干活时，皮乔夫斯基暗中拧掉了一个锁门的螺栓，因此他们可以爬进去。他们来到二楼的储藏室，破门而入，换上了军官的制服。同时，本德拉用配制的钥匙进了汽修厂，开了一辆汽车过来。

他们开着汽车前往出口，一路上党卫军向他们敬礼，并高喊“希特勒万岁”。到了路障处，由于极度紧张，汽车内的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苍白。皮乔夫斯基说，“这是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我开始叫骂。”党卫军士兵服从了命令，升起了路障，汽车向着自由驶去，他们成了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屈指可数的144人之中的4个人。

（节录自中国网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