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节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

儒家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融入了重民、三纲五常、道统等思想，以及提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带来一定的抑制和制约作用。其崇性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相互调和，从而使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学者吸取了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

《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格的象征，将其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历史上不少诗人、文学家都写过许多关于竹的诗文。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竹曰：“竹解心虚即我师。”唐代文人刘岩夫写的《植竹记》中将竹与君子的人格相比拟，道：“劲本坚节，不受雪霜，刚也；绿叶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而挺耸，必相依以林秀，义也；虽春阳气旺，终不与众木斗荣，谦也；四时一贯，荣衰不殊，恒也。”从竹子的人格化看出，自然美的各种形式属性本身往往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的地位，相反，人们更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体现物与我、彼与己、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同一，除了竹子以外，人们还将松、梅、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人无诚不行

①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②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

③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④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

⑤《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的。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⑥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做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⑧“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⑨《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天下最为真诚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树立天下的根本德性，了解天地万物化育的道理。

⑩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摘自2017年2月22日光明网，有删节）

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秦代，运河已经连通了五大水系。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隋唐时代，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计算在内，为世界之最。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作为全国的首都，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此外，漕运还起着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集中运送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保卫北方的边陲。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的生命线。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

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摘编自邹逸麟《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