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节选）

钱仲联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

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

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更合乎儒家诗教传统，而且均为抒情短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元代之后，小说戏曲由过去一直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的文体一跃而居于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清代戏曲，叙事文体之勃兴不可遏止，戏曲、小说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的主潮，这也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事实。

元代以前，文人们能走的道路只有皓首穷经和献身政治，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视作这种生活道路的副产品。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作家的生存之道是揭开文学秘密的秘密。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文学创作信守的是以抒情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教，《尚书》最早提出“诗言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魏文帝曹丕更将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高雅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了。

那时的文人大多从事诗文创作，而一流作家更是那些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历代帝王或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以至于隋唐以后竟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手段，这些都反过来加强了诗歌散文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其次，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元代以前一直是抒情文学独占鳌头。从性质上看，自《诗经》、《楚辞》、汉赋、五言诗直至唐诗、宋词，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无不以短篇抒情形态出现，言志抒情的文艺理论始终左右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头脑，以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我国古代文学之独特风貌。这就是人们公认的，西方古典文学以再现社会生活作为创作之准则，而我国古代作家则以表现个人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也有特殊情况，如先秦历史散文也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但严格地讲，它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创作。汉以后作品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以及一些笔记、传奇和话本小说虽具叙事文学之内容和形式，但多系短制，且终未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朝以前的代表作家，从屈原到陆游，基本上都是这种抒情文学的创造者，可以说，抒情文学吸引了这一漫长时代的整个文人作家群体，这一点直至宋朝灭亡皆未有实质性改变。

当然，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另一面是俗，即所谓“下里巴人”。在中国古代，以叙事为特征的小说一向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戏剧活动甚至不被认为是文学，其演出只是作为“狎弄”的对象——俗得不能再俗了。只是由于其符合人类喜爱轻松快乐的天性，在市井细民及所谓“不求上进、耽于逸乐”的贵族士大夫中仍有一定市场，才能在主流文学之外维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支流而不致中断。总体看，俗文学特别是戏曲在元朝以前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如果说小说在我国古代虽然不被重视，但总是“诸子十家”中的一家。那么，戏曲则连这点可怜的地位也没有，表演艺术始终被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艺人更遭鄙视，男演员称为俳优，充其量作为帝王贵族豢养的消愁解闷的工具，即弄臣而已。女演员更与娼妓无二，可谓卑贱至极。由于此，正统文人（包括才女）避之惟恐不及，遑论涉足！长此以往，古人的思维也娴于抒情而疏于叙事，宏观想象能力和综合能力均有所不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思维方式之偏向。这样，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之不发达也可以理解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基础上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发展。

新轴心时代和前一个轴心时代不同，新的轴心时代必须是在互相影响中发展的。前一个轴心时代，虽然提出了问题，可都是独立提出来的。中国讲的天下，就是中国了解的天下，希腊文化也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个中国，还有个印度。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吸收印度的东西很多，相应地，印度吸收中国的东西非常少。这实际上是个文化单向传播的问题，原因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有包容性。

今天不一样了，任何一种文化，都得有全球意识。现在，每个国家都不仅仅是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同时也在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古代的问题到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古人提出的问题，有些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中国古代就提出的天人关系问题、古希腊提出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人类还要不断地解决下去。

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各种文化之间一定是互相吸收的关系。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丈化区、南亚丈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其他还有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南美文化，非洲文化等。这些文化必须好好考虑如何相处的问题。尤其是前四大文化所覆盖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一个文化消灭另一个文化没有可能，因为牵扯的人口太多了。最好是用中国的办法，在对话中相互理解，以求和而不同。我们有可能也有条件把西方的学说中国化，把中国思想加入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的有些思想可以给他们一些刺激，让他们去重新思考原来的问题。比如，西方长期存在的是主客二分法，我们不主张主客二分，而是主张天人合一，两者可以互补。

(选自汤一介《我们在面对一个怎样的孔子》，有删改)